@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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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年轻的个人主义者

在去顺化的火车上，我刚举起相机，迎面一个黑瘦的老妇走过来问我：“你是中国人吗？”她说的是汉语。她说，隔着几排座看到我的样子，就猜我应该是中国人，因为越南人无疑不会拍这么普通的车厢，她兴奋地说：“太好了，我已经好久没遇到中国人了，都没机会说中国话了。”但若不是她开口，我第一眼却吃不准她是哪里人——她的衣着打扮看上去好像和车厢里的某个越南老妇没多大差别；她问我“去寮国怎么走”，以及她那随身带的标着诸如“西贡”、“永珍”之类地名的地图，使我一度还误以为她是台湾人，后来才知道那只是因为她在胡志明市跟华侨学的——她甚至不知道“寮国”在国内叫“老挝”。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按她的说法，她之前顺从而压抑地工作了一辈子，直到一年前退休。她感觉留给自己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也正因此，内心的那种渴望以一种她自己都未曾料想的力量喷薄而出。这次出行她原本只是想独自去西藏走走，结果在拉萨的旅社里加入了一群前往尼泊尔的年轻徒步者。随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遇到我之前，她已在半年内周游了九个国家——印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以及越南。这一路上，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是独自旅行，因为多数年轻人不愿带她一起玩。她离开边境时并未告诉家人，因为她自己也没想到一走就是半年多。到柬埔寨时她第一次给家里打了国际长途，以为她早已失踪而报过警的老伴和儿子都疯狂地劝她回家，但她仍想继续往前走。“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真的很想念我，”她淡淡地说，“我的手机是全球通，他们本可以打我手机。”

为了能走得更远一点，她一路都极其节省。去西藏时她随身只带了两万元人民币，那时也没想到会在外呆那么久，好在路经的各国消费水平大多不高。“我想，当地人每天只赚很少钱也能生活，为什么我不能？”她所以横下一条心，把一路的生活需求降低到最基本的层面——无论是饮食、装束，还是住宿，好在这半年里南亚东南亚气温都较高，所以她经常睡在车站火车室里也没事。她略微得意地说：“你相信么，我那么多次睡在车站，从来都没遇到过失窃。”除了钱包、护照、手机和相机，她确实也没什么重要的物什。她说，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但她对越南印象不是特别好：“到了越南就有点像中国了，阿SIR会来管，火车站凌晨还会锁上，不让你睡里面，很坏，我在之前其他国家从来没遇到过。”因为出发时带的钱不多，本来她确实也有点山穷水尽了，但令她惊喜的是在金边的街头发现了中国银联卡的取款机，使她决定再继续进入越南和老挝。

很难想像她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她不会英语，“一句都不会”，但这似乎并不是问题，“其实通过打手势什么的，基本都能明白意思，砍价的话把数字写下来就好”。她到了印度才知道有Lonely Planet这样的旅行指南，某些国家和城市，她在出国前甚至从未听说它们的存在——到越南后她也不知道会安、顺化很值得一去。我问她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旅游目的地，她答：“我就是看地图，照着地图上那些大的圈去……”

虽然这一路犹如流浪，但对一个忙碌了半辈子的人来说，这是她头一次感到完全的自由。对她来说，旅行已经不仅仅是一次休假或放松，它事实上变成了生活，是某种她想要的人生。这使她从压抑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去做一些自己年轻时没机会或不敢做的事——她说自己在广东的一所不出名的医院里工作了三十年，从未休假过。她一路唠唠叨叨讲了很多她那枯燥的工作，以及只能默默忍受的大家庭生活，如今，她终于有机会逃离了。临别时我对她说：“你会上瘾的。”她笑了笑，答：“已经是了。”她已经定下了一个走遍五大洲的计划，虽然那些地方没南亚/东南亚那么好走，但看上去已经很少有什么能阻挡她了。

如今在中国，像这样自虐的旅行方式并不鲜见，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旅客的特殊身份：她几乎是那些自虐背包客的父母一辈人物，而且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典型的”背包客——既没有那些让人从人群中分辨出来的旅行装备，也缺少相应的旅行攻略。当然也有一些老年背包客更专业一些，例如59岁的北京人赵瑞萍，她2009年只带了23,000元人民币，历时75天独自骑游欧洲11个国家。虽然这类案例并不多，但他们都共同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的兴起：越来越多国内的老人，在晚年突然发现了自我，并意识到这是自己实现自我和梦想的最后机会。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没有牵挂，有时他们反倒比年轻人能更有勇气去决绝地进行下去。

对于一个传统上强调“尊老”、不能“为老不尊”的社会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现象。直到不久前为止，中国社会的老人形象都是农业文明的典型产物：是值得尊敬的经验丰富的智慧化身，是活着的祖宗。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传统秩序中个人自由较少的一群人——事实上，似乎从未有人注意过中国的老年人也有个人自由的需求。人们对老年人的要求通常是更好地扮演好他们自己的社会角色：做一个像样的父亲、母亲、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但在新的时代，有些老年人不情愿地成为个人主义者，因为核心家庭的出现使年轻一代已不大愿意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使老年人被迫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在起初还会让他们颇感不习惯。

即便是阎云翔这样的社会学家，在讨论中国社会的个人化倾向时，更多注意和强调的是年轻人中个人主义的盛行。我不知道有谁关注过老年人对个人主义的接受，这乍看上去确实像是一个悖论，似乎老年人不应去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当然，他们确实可能也是中国社会中第一代这样的老人：他们越来越多地不是扮演老祖宗，而开始鼓起勇气追求自己最后的自由时光——有时，这也在年轻一代的不断鼓励下，因为年轻人往往告诉他们：老人要懂得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得开心。如今在大多数中国城市中，突然发现自己多出许多闲适时间的老年人，都重新爆发出极大热情——你可以在多数城市公园里看到从事从歌舞队到太极拳的各种兴趣小组的老年人，用我朋友的话，“老年人热情爆发时真的很可怕”。旅游，作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也很受欢迎，诸如“夕阳红专列”之类的老年旅游团并不鲜见。

荣格曾说过，自我改造是人的后半生而不是前半生的任务。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年生活是继童年之后人们第二段自由时光——但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个人主义的，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基本前提。这在以往的中国社会，即便不是不可思议的，至少也是罕见到无法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现象。吊诡的是，正是由于在如今这个以年轻人文化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了，才使老人第一次具有了追求自我的自由空间。他们恐怕仍是最被忽视的个人主义群体，但正是这一边缘的不寻常现象，比主流的文化更有力地说明了这个社会的某些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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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中的蛀虫

父亲去世后，遗嘱里把财产分割得很公平：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给我，和房子等价的存款留给了妹妹。办完丧事，我们开始收拾房子。妹妹在书房里找到了一只旧皮箱，她抬眼看我，眼神复杂，有说不上来的一种隔阂感：“爸爸有整整一箱字画。”

父亲喜欢丹青我们是知道的，却不知他什么时候收藏了这些字画，那些字画的宣纸有点泛黄，是年代久远的颜色。

“怎么从来没听爸爸说起过这些字画？”我听出她的怨气，似乎认定父亲故意偏心留给我才不让她知道。

我讷讷地解释：“爸也没和我说过。”

妹妹怏怏看着字画，一声不吭。因为父亲在遗嘱中说得明白：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归我。妹妹不告而别，留下我坐在房间里哭。第二天早晨，我接到妹妹的电话，她犹犹豫豫，好像有话不知该怎么说。我知道她想问字画的事，说：“是不是关于那些字画？”

她顿了一下：“是，我觉得爸爸的遗嘱不公平。”

“你想怎么处理？”

“我们平分。”妹妹说得干脆。

我忍着快要掉下的眼泪说“好”。伤心的不是要被分掉一半的字画，而是妹妹的迫切。

电话的最后，她急切地说出自己的安排：“姐，我们请字画鉴定专家鉴定一下价值吧。不然，我们不懂也分不公平。还有，在分那些字画前，最好把那只箱子封上。”

中午，妹妹又打来电话，约我一块去把封条贴了。封条是她用电脑打印的，上面签着她的名字、按着她的指印，也给我留出相同的空白处。看她忙得一丝不苟，30多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她那么陌生，甚至不如一位普通街坊熟悉亲切。

之后的几天很平静，妹妹偶尔给我打电话，全是商量字画的事，好像我们的关系就靠这箱字画来维系了。周五一早，妹妹敲开房门：“我找到了一个鉴定专家，姓吴，他可以免费帮我们鉴定。最好今天就去。”

我们把皮箱抬上车，整整40多分钟的车程里，谁也没开口说话。

泛黄的字画摆满了吴先生的工作台。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吴先生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照资料，让我们把字画收起来。妹妹小心地问：“能不能麻烦您大体说说每张字画的市场价值？”

吴先生喝了一口茶水，笑着说：“这些字画是临摹品，没有市场价值。不过挂在客厅里做装饰还不错。”

妹妹气急败坏地一张张翻那些字画，失望又不死心：“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我的心则莫名其妙地松弛下来，好像终于澄清了父亲没有偏心，也澄清了自己并没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字画还是被我分成了两份。给妹妹时，她使劲拒绝，我塞到她怀里，然后对她说：“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礼物，大家都留着做个纪念吧。”

“对不起。”我听见她很小声地道歉，这句话开启了我们姐妹的泪闸，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下来。我们哭，知道跟这些字画值不值钱没关系。我们都看见了生长在彼此心中的蛀虫，它伤害了相亲相爱的感情，而我们不知怎样才能消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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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滚回去 要么拼命

以前在墨尔本的一个室友，突然打电话给我，在我这里马上要凌晨3点的时候。他让我猜他现在在哪里，我说不是在墨尔本嘛，你还能去哪。他很神秘地说，不是哦，我现在在西班牙。然后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很久之前我在一个人人相册里看到有关西班牙的照片的时候，曾经跟他说，西班牙那么漂亮自己将来一定要去一次。 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就要把自己曾经一闪而过的想法忘记的时候，他的电话就这么来了。到最后，站在我最想去的地方的人，却不是我。

挂了电话之后酷我音乐盒正好放到阿姆的lose yourself，依旧是那熟悉的节奏，和他的那段：look, if you had, one shot, or one opportunity, to seize everything that you ever wanted – one moment. Would you capture it or just lst it slip. 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幸福来敲门》，是男主角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在车站的厕所里过夜，是他身上只有20每分的日子，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如果你有梦想，就一定要捍卫它。

老爸同事的女儿，比我大三届，我刚进那个高中的时候她已经出国两年了，正好我们的老师是一样的。高二的时候我们老师给我们读了一封信，是她从英国寄回来的。她说现在过得很好，谢谢老师当年的教导，然后张新宇（高中的班主任）慢慢地念出信的最后几个字——来自剑桥。当时一下子就懵了，对那种学校也只有敢想的份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我老爸同事的女儿。老爸总是感慨地对我说，一个女生，能那么优秀真的很不容易。后来有幸跟她见面，她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因为想要过自己的人生吧，很多事情就像是旅行一样，当你决定要出发的时候，最困难的那部分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第一次出国的时候，离自己的17岁生日还差3个月。奇怪的是在机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安，我只是反复告诉自己，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怎么样，也要走下去。可是留学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恋爱也是无疾而终毕竟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一时兴起去打工却因为太累最后还是辞职了。

后来有一天在fb上看到Leo，一个澳洲本地小伙，成绩好到令人发指，最可贵的是他的性格还很好，做事能力好到让人嫉妒。我就开始跟Leo聊起最近的生活，到后来就变成了我的诉苦。等我说完了很多，过了很久，我才看到他打过来的字，他说，我到现在都用不起iphone这种在你们那里随手可见的东西，我现在的学费都是自己赚的，虽然你离家很远但是你父母一直在后面资助你，你每天就做这么一点事情，你凭什么说自己撑不下去了，你有资格么，那些比你累的人都没有说什么，那些比你优秀的人比你努力的多，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唉声叹气？！

然后他对我说了一句我到现在还一直记着的话：要么滚回家里去，要么就拼。（go home or stand up, it’s your fucking choice.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reason why you are here?!）

我突然间就醒了，我一直只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人身上的闪光点，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代价，才换取了这样的一个人生。我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抱怨。我为什么要出国，在那个时候义无反顾的自己，怎么现在反而后悔了呢。什么时候起，那个有着梦想的自己就死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很苦逼，老是在想这么下去会不会有未来。自始至终也没能对这个不属于我的城市产生过一丝归属感，很多想法都只是一闪而过。为什么明明知道时间那么少，青春那么短，想的最多的，不是怎么样去接近梦想，而是反复的不安疑惑？

终于觉得，我的苦逼，熬夜，都会在最终让我迎来属于我的结局。从我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无法回头的青春。记得上次一夜没睡跟朋友去山上看日出，偶然听他们说起自己之前的生活，才明白不管是表面多么快乐优秀的一个人，不管是外表多么光鲜漂亮的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心结和苦逼的过去。就像是青春注定要漂泊和颠沛流离一般，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苦，总有过去的一天，又有谁的青春不曾苦逼过？

一个人二十岁出头的时候，除了仅剩不多的青春以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手头为数不多的青春却能决定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往往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在于在这个阶段你想要什么。一个人一辈子能去往几个想去的地方，能看过几个难忘的风景，能读到几本改变你人生的文字，又能经历多少次难忘的旅行。这个世界那么多不顺心的事情又能怎么样，对他们说一句fuck you，然后继续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就像阿姆歌里唱的那样，我不能在这里变老。我要在变老之前，做一些到了80岁还会微笑的事情。

我想，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平静一点，哪怕一个人生活，穿越一个又一个城市，走过一个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天空，见证一次又一次别离。然后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的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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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空间

泰戈尔写过一段话，意思是说：一个富翁并不表现在他的堆满货物的仓库和一本万利的经营上，而是表现在他能够买下广大窨来布置庭院和花园，能够给自己留下大量时间来休闲。同样，心灵中拥有开阔的空间也是最重要的，如此才会有思想的自由。接着，泰戈尔举例说，穷人和悲惨的人的心灵空间完全被日常生活的忧虑和身体的痛苦占据了，所以不可能有思想的自由。我想补充指出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例证，就是忙人。

　　凡心灵空间的被占据，往拄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好么，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所以，一个忙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人。

　　这里我还要说一说那种出自内在责任的忙碌，因为我常常认为我的忙碌属于这一种。一个人真正喜欢一种事业，他的身心完全被这种事业占据了，能不能说他也没有了心灵的自由窨 呢？这首先要看在从事这种事业的时候，他是否真正感觉到了创造的快乐。譬如说写作，写作诚然是一种艰苦的劳动，但必定伴随着创造的快乐。如果没有，就有理由怀疑它是否蜕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事务，乃至一种功利性的劳作。当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的时候，这样的蜕变是很容易发生的。心灵的自由空间是一个快乐的领域，其中包括创造的快乐，阅读的快乐，欣赏大自然和艺术的快乐，情感体验的快乐，无所事事地闲适和遐想的快乐，等等。所有这些快乐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互通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埋头于写作，不再有工夫和心思享受别的快乐，他的创造的快乐和心灵的自由也是大可怀疑的。

　　我的这番思考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告，同时也是对所有自愿的忙人的一个提醒。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惟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务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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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的礼物之链

前不久，美国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件事：28岁的男子马修做出一个决定，他愿意为一个完全陌生的肾病患者捐出自己的一个肾。马修的条件是，接受者的家人也愿意以同样的条件，为另一个陌生的肾病患者捐出一个肾。医生们通过美周全国范围的搜寻，为马修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受赠者。

　　受赠者巴巴拉是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女士。她的母亲和祖母都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因肾脏疾病去世，她自己从小就有肾病。她的丈夫罗纳德愿意为她捐肾，但他不是合适的捐赠者。巴巴拉意外地得到了合适的肾脏，罗纳德很愿意为另外一个陌生患者捐出自己的一个肾。他对记者说：“巴巴拉有了这个肾，我们终于可以白头偕老，我们可以 一起看着孙儿们长大。这真是一件神奇的礼物。”

　　接受罗纳德肾捐赠的是安琪。安琪32岁，多年来靠透析存活，每星期都得在血液透析机上度过数个小时。罗纳德的礼物，让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安琪的母亲含着眼泪对记者说：“今天是安琪新人生的第一天。”为此，她要为一个陌生人捐献自己的肾脏。和捐肾给她女儿的罗纳德一样，安琪的母亲成了捐肾礼物链上的一环。美国人体器官匹配联合会主任迈克?里兹从这个礼物之链上看到了器官捐赠的崭新前景。他说：“美国未来将不会有所谓‘愿意但不匹配’的捐赠者。只要你愿意，我们一定可以实现器官移植。”

　　在这个生命礼物的捐赠之链中，开始的启动者马修是一个完全无私的利他者，他的捐赠是不需要回报的。他的捐赠行为，证明了康德关于利他心是一种理智能力而非单纯“同情”或“恻隐之心”的论断。马修并不知道谁将是接受自己肾捐赠的患者，他的捐赠并非出于帮助具体对象的感情冲动。我们知道，人即使有了同情心，也不一定会付诸实施。而没有同情心作为原动力的道德理性，反而会让人有深思熟虑的道德行为。

　　马修的捐赠是无私的利他行为。一旦从此启动利他的礼物之链，其余的每个环节，接力者不必出于完全利他的动机。可以说，罗纳德和安琪的母亲，实际上都是因为自己亲人的缘故而捐出自己器官的。他们的捐赠因此包含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但是，这并不降低他们行为的利他价值。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可以形成一种并非完全无私的利他关系。

　　这种利他关系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契约。献血可以说是这种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今天我献血，我并不知道我的血会救谁的命，我也不指望在我需要用血的时候，那个受血者会为我献血。但我相信，由于我和别人生活在一个需要有人帮助的潜在契约关系中，我需要用血时，一定会有其他人为我输血。这种潜在的社会契约，为许多利他行为提供了一种并非完全无私的选择。

　　这种状态一旦遭到大规模破坏。就会开启一种性质相反的恶性循环。在一个利他行为潜在契约有效的社会里，我看见一个人从白行车上摔下来，前去关心，有需要还会送他去医院。我这么做，并不一定是因为我特高尚、特道德，而是因为我的潜意识会让我自然地将心比心，告诉我自己，如果摔的是我，别人也会这么做。在一个人际潜在契约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里，别人摔了，我会袖手旁观，我的理由是，好人做不得。不要说以后我自己摔了。别人不会管我，就是眼前，我帮他。说不定给讹上了，马上就有麻烦。

　　潜在的社会契约实际上涉及了利他行为和社会正义的关系。一个社会越正义，在彼此需要帮助时潜在契约越有效，社会中的人就越会有利他行为。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社会中越多的人有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潜在的社会契约就越有效，也就越具备鼓励其他人助人为乐的整体正义环境。我们的社会有待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