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年轻时，最纠结莫过于决定这一生要做什么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朦胧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

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人人都能同意的。

我知道在中国，农村的人把生儿育女看作是一生的主题。把儿女养大，自己就死掉，给他们空出地方来——这是很流行的想法。在城市里则另有一种想法，但不知是不是很流行：它把取得社会地位看作一生的主题。站在北京八宝山的骨灰墙前，可以体会到这种想法。

我在那里看到一位已故的大叔墓上写着：副系主任、支部副书记、副教授、某某教研室副主任，等等。假如能把这些“副”字去掉个把，对这位大叔当然更好一些，但这些“副”字最能证明有这样一种想法。

顺便说一句，我到美国的公墓里看过，发现他们的墓碑上只写两件事：一是生卒年月，二是某年至某年服兵役；这就是说，他们以为人的一生只有这两件事值得记述：这位上帝的子民曾经来到尘世，以及这位公民曾去为国尽忠，写别的都是多余的，我觉得这种想法比较质朴……恐怕在一份青年刊物上写这些墓前的景物是太过伤感，还是及早回到正题上来罢。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

举例来说，把生育作为生活的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力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写小说），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干什么都可以，但最好不要写小说，这是和我抢饭碗。当然，假如你执意要写，我也没理由反对。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人脑是怎样的一种东西，科学还不能说清楚。心胸是怎么回事就更难说清。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

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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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爱自己，那你就不必去模仿别人

台北曾经上演过的一部电影“樱花恋”，里面的女主角是位*本姑娘，因为想要去动手术做双眼皮，使她的美国丈夫大生其气。

*本姑娘想做双眼皮的目的是要使自己变得像美国人，她以为那样“会使丈夫觉得她更可爱”。但事实上那位美国丈夫所爱的却正是她原来的东方面貌；换句话说，她丈夫就因为她长了单眼皮、矮身材、直头发才爱她。

这段剧情当然不仅是戏剧中的夸大渲染，因为在事实上，我们差本多每人都有过这种感想：往往美国朋友在台湾所挑选的中国太太，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认为漂亮的。相反的，他们挑的却正是我们认为不漂亮的。他们常常喜欢找一些身材特别娇小玲珑，头发完全是中国原始的样式，没有花花卷卷，鼻子不高，单眼皮，而举动也保有中国固有的文静的小姐。因此，常有人觉得美国人的眼光奇怪。

其实，他们的眼光是正常的。他们如果爱那种西洋化了的东方人，那就干脆去娶一个他们本国的小姐，不是更标准吗？他们爱东方人，就是因为东方小姐们是东方小姐，具有一切东方小姐的特色和东方的美点。而我们中国人却正和他们站在相反的观点。我们有时欣赏西方人的风仪，对自己本来的面貌反而觉得平庸无奇，所以，急希望把自己弄得西洋化一点。

当然，按一般“美”的标准来说，最好的是西方人具有东方的美点，或东方人具有西方的美点。所以有许多欧亚混血的孩子，都是很漂亮的。

可是爱情却不一定是如此，一个人对一个人发生爱情，往往不是爱对方够上什么标准，而只是爱上他的特色。否则大家都向着少数的几个标准美人进攻，其他那些不够“标准”的，岂不找不到对象了吗？

既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合乎“美”的世界标准，那末与其勉为其难的用不自然的方法改造自己，就不如好好地保存自己的特色。

一个人生来的特点可能就是她的美点，我们不必希望自己像某一个有名的美人，我们应该希望自己只最像自己。

谈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特色，就不免想到那些电影明星。有一阵子，我们在报纸杂志上，看见许多明星的照片，都有点像李丽华，又有一阵看见许多明星的照片都有点像张仲文。这些人不懂得发挥自己的特色，而只知“东施效颦”，就难怪他们只能做默默无闻的三四流角色了。

记得以前有位美国太太，在上海某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拿回来一看，照像师把她下颏上的一块凹下去的印子给修掉了。也许因为这位太太是学艺术的，当时她很不高兴，问照像师为什么给她修掉。照像师当然解释说因为这样比较好看，她说：“不管好看不好看，那是我脸上有的东西，你就不该把它修掉。”

当然学艺术的人不免有点怪癖，不过，这也说明了，艺术上所说的“真”，究竟是美的条件之一。如果把自己弄得不像自己，失去了应有的真，那就无从谈到“美”了。

假如你爱你自己，而且也希望别人所爱的是你的本色，那么，你就不必去模仿别人，而要发挥你的本色，使它显出光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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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人最理性，理性的人很感性

一个朋友做销售，工作没多久就喝出了明显的啤酒肚。他说，喝酒是工作需要，很多项目，可能谈了好久都没什么进展，但只要一次酒喝好了，就签下来了。还有一个朋友很能讨女友欢心。大家问其秘诀，答曰很简单，在每次女友生气、疑虑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无需太多废话，抱上去亲吻就可以了，百用百灵，屡试不爽。

谈判解决不了的问题，喝酒可以解决。争论解决不了的问题，拥抱可以解决。

推而广之，理智解决不了的问题，情感可以解决。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直觉可以解决。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宗教可以解决。孔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庄子可以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的人其实最理性，理性的人反而很感性。假如一个人妄图用理性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话，他往往会得败很惨，死得头破血流都不清楚是为什么。——因为理性思维在生活中很多时候是行不通的。人类社会永远都具有一种女性化的气质——与其被说服，更愿被感化；与其相信理智，宁愿依赖感觉。

如果你想说服客户购买保险基金或者衣物首饰，并不需要跟她们讲很明白那些产品究竟好在哪里，你越努力那么做，她们越容易觉得你是在忽悠她们，相反，你只需要让她们从情感上信赖你，事情就成了。

所以，一个人千万不要以自己强大的逻辑水平和思考深度而自恃，没用的。即便你认为自己的逻辑再正确不过，无懈可击以至完美，那又怎样，再雄辩的说理也不如一个真诚的拥抱来得更加单纯、更加美好、更加受用。

一个真正理性的人，必定懂得用感性的手段来化解难题。注意，不是解决，而是化解。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理性思维有太多的局限，而人是有灵性的动物，需要被感化。

相反，过于执着自己的理智，以为理性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恰恰是不理性的。这种人根本就没去考虑别人的感受，纯粹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以自己的是为是，以别人的是为非。这种人理性的表象下是感性的本质。

每个人的智力，都有其局限性。每个人的理性，也都有其边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理性人”，如果人类果真有那么理性，经济学早就成为物理学的一个旁支了。而现代经济学早已发展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它承认人类行为并没有那么理性。

没有谁能只凭借思考就解决这世界上的一切问题。牛顿、爱因斯坦都不行，何况你我。所以，不要试图去想通一切问题，那样只会让自己陷入可怕的理性思维的沼泽。遇到想不通的问题怎么办呢？不要去想它，感受它就通了。《周易·咸卦》曰：感而遂通。

古时那些诗文写得最漂亮的人，没有一个是宅在书斋里皓首穷经的。他们要么寄情山水之间，要么纵横江湖之上。书上的东西都是死的，而生命是活生生的。他们一定要去亲身感受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看秋去春来，冰泮雁回，才能对人世间的诸种美好体验得无比真切。而不是枯心默坐，冥思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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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其幸运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不是气象学家，不用知道云彩如何形成或气流里有什么成分，但我却可以用我的眼采集天边的流云，放在心里细品那份最抽象的唯美。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也不是动物学家，我不清楚鸟到底靠什么飞翔，我只知道阳光下那对神奇的羽翼，常常让我感应到蓝天白云之间有天使飞过的痕迹。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也不是植物学家，我至今都不太明了光合作用的原理，只是会近乎固执地钟情于那最简单的绿，坚信再小的林子里也会有可爱的精灵。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也不是地质学家，用不着去精密地推算海浪需要多少年将一块岩石变成神女的模样，而我会超越时空地想象，黑夜里上帝是怎样用无形的手在别具匠心地雕琢。

我何其幸运，因为我不是需要说谎的政治家或律师，也不是要在人身上开刀的医生，我甚至也不是开画展前需要盘算成本的艺术家，那我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对这个世界也一无所知，这，也许便是我的幸运所在。

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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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梦想俘虏的人生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你很难想象，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相伴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

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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