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信宜籍院士甘子钊获颁中国物理学会终身贡献奖

2022年11月18日晚，中国物理学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方科技大学举行。
本次大会公布了首批中国物理学会终身贡献奖获得者。

北京大学物理系1954届硕士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光召，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原物理系主任赵凯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佳洱，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56届本科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原物理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北京大学物理系1962届毕业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国桢，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创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光达，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郑志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等十位物理学界前辈荣膺殊荣。


首批10位中国物理学会终身贡献奖获得者


周光召
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赵凯华
物理教育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原物理系主任


陈佳洱
核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乃彦
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甘子钊
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原物理系主任、理学部原主任


杨国桢
光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杜祥琬
核物理工程技术专家，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创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光达

理论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

成立于1932年8月23日的中国物理学会在引领促进中国物理学发展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推动创新、奖掖后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物理学会与美国物理学会、欧洲物理学会、英国物理学会、韩国物理学会等多个国家/地区物理学会建立起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在国际物理组织中的地位显著提高。

甘子钊：国家需要为第一位

甘子钊

甘子钊，1939年生于广东信宜，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北京大学理学部首任学部主任。曾任国家超导技术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超导研究。甘子钊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凝聚态物理和光学物理。上世纪80年代末，甘子钊在国内提出要重视介观物理的研究，并主持在北京大学建立了这一领域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粤西山区信宜，山青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热土上，人们正热情似火，扎实推进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在信宜，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子，也在续写时代华章，成为人民的骄傲。这里述说的中科院院士甘子钊，正是一位来自云山锦水的优秀人才，令人敬佩的大科学家。

1954年，16岁的甘子钊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留校任教。之后的六十多年里，他一直未离开北大，未离开物理学。“我的生活经历特别简单。”甘子钊如是说。

但无论作为北大物理系主任，还是上世纪90年代国家超导研究的负责人，谈及这一时期中国物理学的发展，总是绕不开甘子钊。凡他涉及的领域，都成就不凡。

如今，年逾八旬的甘子钊，仍每周工作6天，同其他同事似乎并无区别。唯一的不同是，甘子钊现在不承担具体的科研项目，他谦虚地表示只是“帮年轻人提提建议”“做点事情”。

“国家需要为第一位”

1938年，甘子钊生于广东省信宜县水口镇双山村。少年时代的甘子钊就勤奋好学，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16岁即考入北大物理系。

提及往事，甘子钊笑着否认“少年天才”的说法。“那时候好考，像我们同学大部分人都没想考大学。新中国成立初期跟现在的观念很不同，那时候高中毕业去工作的人也挺多。”甘子钊说。

当时北京大学参照苏联学制，本科为5年。等到1959年本科毕业时，成绩优异的甘子钊，有幸成为著名物理学家黄昆的研究生。黄昆院士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我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甘子钊回忆，当时并不像现在需要考研，也没有自己选择专业的说法，都是组织安排。他回忆起第一次见黄昆先生的场景：“我记得有一天，黄昆来敲我的门，他说你是不是叫甘子钊，我说是。他说，‘我是黄昆，学校安排你做我的研究生’。”

得遇名师，甘子钊由此走上了科研的道路。他说当时在北大做研究生和做教员差不多，只是研究生不承担教学任务，集中力量做研究。“研究生每月46块钱，3年后（毕业留校）拿62块钱。一直到1978年才涨工资。”

对于如今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选择科研领域和方向是重中之重。而当年的甘子钊没有选择的余地，都是“服从安排”，“国家需要为第一位”。


20世纪60年代，黄昆（左）和学生甘子钊

1956年，根据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需要，集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五校师生到北大物理系，在黄昆和谢希德教授的主持下，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甘子钊也就此成为这一新兴领域的第一批骨干。

到70年代前期，国家意识到激光技术对国防意义重大。在系里的安排下，甘子钊又开始从事激光物理的研究工作，在发展我国大能量气动激光上作出了贡献。

70年代后期，甘子钊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离解的物理模型；80年代初发展了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80年代中期，在凝聚态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金属—绝缘体相变、磁性半导体量子阱中极化子、杂质共振态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1986年开始，随着国家需要大力发展超导事业，甘子钊又投入超导领域的研究工作中。1987年5月起，甘子钊担任了国家超导技术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主持我国高温超导研究和开发的全面工作。

“千万不能搞纸面应用”

甘子钊的具体科研工作多为理论研究，但同样注重产业结合。“就像黄昆先生说过的，应用方面的技术，最怕的就是搞文章上的应用，千万不能搞纸面应用，不要回避工艺问题，也不能只是写文章。”甘子钊说。

“大概90年代以后，我们就决定要更靠近生产。”甘子钊说，看似高深的物理学研究和生活联系非常密切。“比如集成电路和晶体管、LED照明灯等，固体物理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很多。”

北大物理系针对氮化镓——一种LED衬底材料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的中村修二开始了其蓝色LED的研究。90年代，北大物理系了解到中村修二的研究成果，系里一些同志建议时任系主任的甘子钊开始相关研究。“可以说，北大物理系在这方面工作的开展，开始是有些被动的。”甘子钊坦承。

而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改进和提升，北大物理系希望寻找合作方，投入生产。2000年，北大物理系团队与上海方面合作，成立了上海蓝光公司。这是国内首家从事氮化镓基LED外延片、芯片研发和产业化生产的企业。

而在同上海蓝光的合作成功后，甘子钊和北大物理系团队又将LED衬底技术引入了东莞。在他的主导下，东莞先后建成国内第一条氮化镓衬底材料生产线和图形化蓝宝石衬底材料生产线，同时还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衬底材料研发和制造基地。甘子钊因此获颁“东莞市荣誉市民”。

不过，甘子钊强调，“学校办公司的原则是推广项目的应用，而不是以办公司为目的。大学本质上要以科研为基础”。作为系主任，甘子钊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不能说搞公司的贡献就比在家里搞科研教学的人大。”

此外，从学生发展角度，甘子钊也认为大学有必要同产业界保持联系。“学生也不可能毕业都去做科研”。

“科学要允许失败”

甘子钊回忆，90年代末，时任科协主席的周光召院士曾邀请他去给青年学者讲话，他就讲了两句：“我希望今天在会上的同志，十年以后别变成搞‘科学学’的人比搞科学的人多、当伯乐的人比当马的人多。老谈怎么培养人家创新，那还不如你自己创个新，对不对？”

作为曾经的领导，曾主持北大物理系十年的甘子钊说：“基础科学研究得允许失败。半导体物理每年的发展很多，肯定有大部分没有成功。不能用商品经济的观点来看‘每个值多少钱’。”

甘子钊回顾90年代初，北大物理系组建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时的故事：当时实验室支持的项目里，归国开展生物物理研究的欧阳颀的项目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位学者搞的“电场影响极性分子液体相变”的研究，最后“颗粒无收”，甘子钊只得写“失职”检讨。

甘子钊以超导领域的研究举例子：“80年代初，IBM认为集成电路的发展可能会遇到瓶颈，所以IBM组建了很大的团队做超导体计算机。后来因为集成电路的发展成为了主流，就放弃超导了。但你不能说超导的研究没有意义。”

而对于科研人员，甘子钊觉得，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去做，心态还是要平和。“每个人做了该做的工作，可能这个方向突然间出现一个很好的应用，那个方向很长时间都没什么成果，这都很自然。每年在学问上有进步就行了。”

来源 | 北京大学新闻网、南方日报
文字 |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王诗堃

云山苍茫，鉴水流芳。在“岭南圣母”冼夫人的故乡茂名与广西交界的地方，便是连绵不断的云开大山，而粤西第一大江鉴江则发源于云开大山的南麓，它经过的第一座城市就是而今的信宜市区，这里又叫东镇。由于美丽的山水滋养，信宜人不仅勤劳聪慧，而且勇敢进取。它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当年下南洋、闯海外的华人就有来自信宜的；它还是自古以来就名扬四海的教育之乡，比如信宜，仅镇隆一镇至今尚保留着二十几座古代书院的遗迹，可见当年读书风气的繁盛。当代著名教育家林砺儒亦是东镇附近的北界镇人。离东镇仅数公里的水口镇，亦是坐落在鉴水之滨的一座文化名镇和教育名镇，近代以来名人辈出，享誉海内外。

山水风物，滋养一地的人文底蕴；而一地的人文底蕴则培育出一代代杰出的人物。本文要介绍的主人公，著名物理学家甘子钊就出生在水口镇双山村。说起水口甘氏三兄弟，不仅在信宜、在茂名有口皆碑，即便是在广东那也是一个近乎现代教育的传奇。因为甘家三兄弟都是茂名市当代杰出人才，在新中国的科学、教育等领域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贡献。老大甘子玉，毕业于中山大学电机工程系，1949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聂荣臻元帅秘书、教育部办公厅负责人、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出版有《工厂的计划工作》《宇理图—从基本粒子到总星系的宇宙图景》，译有《控制论浅述》《计算机和人脑》等书。老二甘子均也是一名科学家，曾任中科院南海研究所副所长。
老三甘子钊更是了得。他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学教育家之一，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其科学成就在国内外影响巨大。


甘子钊与何祚庥院士

甘子钊教授出生于1938年4月16日，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3年在该校研究生毕业。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先后兼任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超导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物理快报》（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物理学科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物理学科评议组成员，Solid State Communications中国编委，Modern Physics Letters B中国编委，中国物理学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材料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第十届常委。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可能是轻轻松松可以达到的，必定是经历了长期艰苦的学习、磨炼，付出了超出常人不知多少倍的汗水和泪水。甘子钊中小学时代就勤奋好学，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据有关人士回忆，他当年读书时，课内外作业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然后用大量的时间到图书馆读书，尤其喜爱鲁迅的著作。读高中时，他在语文课堂上读到《卓娅和舒拉》一文，深受教育和启发，便自发地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分析文章，既有独到的见解又抒发了自己深刻的阅读感受，被学生会编入墙报发表，受到全校师生的称赞。1954年，甘子钊到湛江参加高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

在北大学习期间，甘子钊就已经是全校闻名的优秀学生。据闻，他在入学第一学期，就被人称为“怪才”，第二学期则被称为“天才”，第三学期便改成了“奇才”，可见甘子钊在同学中的影响力。大学本科毕业后，北大物理专业的教授们都争着接收甘子钊为研究生，他成为著名物理学家黄昆教授的大弟子。1963年，甘子钊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先后评为副教授、教授、历任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1979年以来，甘子钊又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一年，在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短期工作两次共四个月，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重要学术会议。

甘子钊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固体物理和激光物理等，在凡是他所进入的领域，都可以说成就卓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骄人的科研历程和不凡的成就吧！

1960年至1965年间，他主要从事半导体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半导体中的电子隧道过程、杂质电子状态、磁共振现象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解决了锗中隧道过程的物理机理。他的研究，在半导体中隧道效应的机理、多原子分子多光子离解的物理模型以及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1970年至1978年间，他主要从事激光物理的研究工作，进行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和燃烧型气体动力学激光器的研制，在国内最早研发出燃烧型气体动力学激光器。他在气体激光器的频率特性等方面进行的实验和理论研究，对发展我国的大能量气体激光做出重大贡献。

1978年至1982年间，主要从事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曾提出多原子分子光致离解的物理模型和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

1982年至1986年主要从事固体电子状态的研究，曾在半导体中杂质的自电离状态、量子Hall效应、绝缘体—金属相变、磁性半导体中磁极化子、低维系统中电子输运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成果斐然。

从1986年开始，他又转入高温超导电性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主持北京大学的高温超导和全国超导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对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负责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物理实验室”的工作，在国际与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甘子钊学术工作的特点是致力于在凝聚态物理与光学物理的前沿研究，并总是力求把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由于其杰出贡献，1984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李政道与甘子钊

人类的精神和文明不是在某一个时刻突然造就的，是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由一代代人薪火相传、逐渐积累而成。这就凸显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任何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做出个人的科研成就的同时，还肩负着培养科学新人的重任，这样才能让人类的科学探索和创造精神永不熄灭。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员，甘子钊既是院士，同时又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他长期坚持在教育第一线，兢兢业业，从事物理学科的教学；另一方面，他对于中国的科学教育发展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上面，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四点意见》一文。在文章中，他对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两点特别中肯的意见：一是要“深入认识基础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争取适当增大投入”；二是要“深入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适当集中力量，力争在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重大方向上有所突破”。更为难得的是，他也大胆地批评了中国在基础科学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影响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心态和浮躁风气”；“科研管理上过于行政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多的非业务干扰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要注意的问题”。这些意见，都是出于一个以赤子之心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工作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的肺腑之言，既见披肝沥胆，又有真知灼见。

对于自己熟悉的物理学科的教育现状，甘子钊院士更是充满了忧思，同时也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过独到、深刻的思考。2012年，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他曾专门论及这个问题。当记者问及中国物理学教育的现状和物理学科学生的现状时，甘子钊教授坦率地说：“尽管物理已不是最‘红火’的专业，但一直以来，北大物理系始终能招收到全国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近几年我感觉到，有很多物理系同学在进校一年之后，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变得很迷惘。这种迷惘，会表现为学习动力不足、努力程度不够、对科学缺乏热爱等。”


甘子钊在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