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散文集】孤帆远影

这文章，老一辈人的回忆了~

我爱硕鼠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上跑的除了汽车，水里游的除了轮船，广东人什么都敢吃——这是时下国人对省人的贬骂。有的省人确实“抵骂”，但敢吃也不尽是坏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留下了千古美喻。本人也有敢吃的“壮举”，曾经是校园里“第一个吃老鼠的人”。老鼠不在保护之列，此举既不“抵骂”，当然也不能与“吃螃蟹”相提并论。

那是1975年秋冬时节，我在广东师院中文系上大二，从中区到饭堂的临时宿舍搬进西区宿舍不久。

那批学生宿舍建于五十年代，已显得老态陈旧。一批批学生从这里走出去，一代代老鼠却在这里繁衍。鼠们在楼内楼外到处留下了痕迹，标明这是它们的领地和乐土，有时还会走进我们的寝室宣示“主权”，大有“你是过客我是主人”之狂。草地是它们的游乐园，楼道是它们的田径场，洗漱间则是它们的餐厅和会议室，因为那里常有美味可口的饭菜。

那时我全部的经济来源是每月十来块助学金，加上学生饭堂办得不怎么样，营养热量严重不足，常饿得头昏眼花。许多同学也都是靠助学金活命一族，照理不应让老鼠分享那点有好的食物，但人一多就难免有例外。我们宿舍与饭堂只隔一条校道，多数同学都打饭回宿舍吃，洗漱间的泔水桶总会有剩饭剩菜，水槽里也会有洗碗刷盆的饭粒。我们组的宿舍与洗漱间斜对门，夜深人静之际，饥肠咕噜之时，看书看不下睡又睡不着，常可听到鼠们在洗漱间开“美食研讨会”，吱吱喳喳热闹得很。有时白天进出洗漱间，也会看见鼠们在会餐，有人进去最多“礼让”一下，人一走它们又大快朵颐。

那天晚上，我从学校图书馆回宿舍，路过洗漱间门口时着实被吓了一跳：昏暗的灯光下，泔水桶边立着一个“庞然大物”，正悠然自得地从桶里挑肥拣瘦，旁边的同类则在地上觅食。我已十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足比同类大了整一圈！当我停下脚步看它时，它只将趴在桶边的前爪放到地上，不以为然地瞄着我。我怀疑这是只鼠王，见到我并未像它的子民们那样鼠窜，看我的目光像看它的臣民，从骨子里透出一种孤傲，好像还等着顶礼膜拜山呼万岁。

好家伙，你就等着吧！我轻脚慢步离开门口，三步并两跨进宿舍，将书包往床上一扔，抓起一把扫帚，拉起一位室友：“快帮忙！”这家伙果然还在那里细嚼慢咽，扭头看见呼呼生风的扫帚方觉大事不妙，还未及撒开爪子，便被扫进了冲凉房，四爪朝天躺在角落里。也许这一扫抽了个半死，也许长得太胖吃得太饱反应迟钝，反正它翻身逃跑显得拙笨徒劳，很快在扫帚的一轮轮攻击中一命呜呼。

褐毛灰肚，加上尾巴身长上五十公分。没研究过老鼠，不知是不是书上讲的大家鼠。揪着尾巴提起来，手感沉甸甸的，大概有一斤多重。这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二只大老鼠。上小学时，在家里山上的旱禾地，我用夹子捕获过一只大山鼠。那家伙把几斤重的铁夹拖出了十几米，压倒一路旱禾，那天早上我寻到跟前，它还怒睁双目瞪着我，拖着那只被夹住的大腿拼命挣扎，拿回家一称，足有一斤半。大一时我们到肇庆助农劳动，曾见许多农家晾着一串串的老鼠干，据说那是很畅销的滋补食品。没吃过老鼠干，不知味道如何，反正那只大山鼠炖成的肉汤，那清香至今还令我直咽口水。

眼下这只大家鼠味道如何？我提议宰了它吃了，马上有人响应，于是立即动员起来。宿舍里有一套平时弄夜宵的家什，油盐也现成。架上煤油炉，烧开水汤鼠褪毛，开膛破肚，砍头去尾，很快收拾利索。不知那位同学弄来了一把黑豆，还有一块生姜，一起放到铝锅里炖。不一会宿舍里便弥漫一股诱人的肉香，几个敢吃老鼠的同学分而食之。大伙鼠肉在口，不禁诗兴大发，边吃边对那首著名的古诗进行集体“再创作”：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食了我黍，汝进我肚！

那夜我睡了个好觉。一觉醒来，一条校园新闻已不胫而走：中文系有人吃老鼠 ！

不是旅游了吧？好多天没有更新了

走过地震年
1976，刻骨铭心的地震年。
那年，我就读的师院中文系出一本教材，在老家的信宜印刷厂付印。适逢放暑假，系里委托我和同为信宜的林仲茂同学负责校对，说好享受出差待遇。系里不用另行派员，我们也可补贴瘪钱包，不用“白”回家一趟，可谓两全其美。
还未出校对清样，我先回了趟乡下。几天后从老家出县城，不由得惶恐不已：县城里下搞防震大动员，全城恍若劫后废墟，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防震棚，许多还在搭建中。在家已知唐山大地震，但乡下毕竟闭塞，不知唐山地震大到何种程度，更想不到唐山地震会“震”到信宜。
一到晚上便万家空楼，所有旅店招待所概不住客。白天，我们在教育局一间瓦顶平房里，顶着酷署做校对；夜晚，我们住在公园防震棚里，熬着高温“捱地震”。油毡纸散热慢，加上人多，夜晚防震棚仍然酷热如蒸笼。大家睡不着便“车大炮”，话题漫无边陆军，从地震到形势，从国内到国际，从越南到柬埔寨，还传阅一些“天安门诗抄”，到凌晨两三点还是大墟一条。晚上睡不好，白天校对就有点吃力，精神疲倦，容易走神，遇到有无漏校心中无底时，只得反复重校。尽管效率不高，我们也只用了十天左右就完成了一校二校，签字付印便没了我们的事。我这穷学生捱过苦，防震棚的艰苦算不了什么，但系里十分体恤，收假后将整个假期都算作出差，记得一人补助了四十多元，那是我在学期间的一笔最大收入。
回校后发现，广州防震更紧张。人们的神经系被“震”得支离破碎，全都成了惊弓之鸟，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开学几天我们就经历了几次“地震”。
就说那天凌晨吧，不知谁吼了一声“地震啦”，整栋宿舍全惊醒了。“地震”冲击波瞬间吞噬整个西区，校园里一片混乱。那一刻，男女老幼全都惊恐万状，以最原始的求生本能从宿舍楼里往外狂奔。整栋楼房咚咚作响上下跳动，像不堪重负般呻吟挣扎，给人整个地球正地震动的错觉。夜空中塞满世界末日般恐怖的尖叫，更加剧了绝望的紧张气氛。有人吓呆了站着发抖，有人吓懵了摸不着门，有人急坏了就从窗口往下跳，结果地震没发生人却受了伤。
我睡的是上铺，那一刻刚睡迷糊。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爬起来一跳到了桌面，再一跳到了地上，被人流裹挟着冲出走廊，冲下楼梯，冲进开阔地，比在部队紧急集合时迅猛得多。满以为会比别人跑得快，谁知举目校园，空地上全是人，我几乎是在最后一批出来的。惊魂甫定，这才发现自己手里拿着被单，睡觉时搭肚防凉的。抬眼周边，男生只穿裤衩背心甚至赤膊，女生也好不到哪里去，全都狼狈不堪。
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万物之灵的人。二十几万人死于瞬间，唐山大地震的恐怖阴影挥之难去，人们的神经末梢异常敏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惊扰。那段时间，夜晚“走地震”已成旧闻，中午“走地震”才是新闻，我们系宿舍就发生过。那天午休时，突然传来一阵沉重的嗡嗡响声，随即宿舍楼有持续震感，有人大叫“地震”，跟着就出现中午“走地震”的镜头。当时我没睡，正在看书，开始也被响声和震动闹了一激灵，但随即反应过来，那是拧开水龙头时产生的水管震动，我曾经亲手“制造”过这种“地震”。这次我没有凑热闹，多数没睡着的同学也没上当，但全宿舍的午休泡了汤。
有点像重复“狼来了”的故事。经历了多次“走地震”的虚惊，人们的神经渐趋麻木，越“走”人越少，大家不再相信会有地震发生，“走地震”逐渐消失，最终归于平静。这里如果真有地震发生。损失恐怕惨重。
自然界的地震不再发生，政治“地震”接踵而来。其实那一年我们都在政治“地震”中度过。文革已进入第十一个年头，国家已被“四人帮”搞得千疮百孔，天怒人怨，国运低迷。先是1.8周总理逝世，接着是4.5天安门事件，然后是7.6朱老总逝世，跟着发生7.28唐山大地震，在全国人民“走地震”中发生了9.9“天崩”——毛主席老人家逝世。“四人帮”紧锣密鼓篡权夺位，各种小道消息在民间传播，共和国上空阴霾密布弄得人心惶惶忐忑不安。那年10.1，国人过了一个最缺喜庆气氛的国庆节。
党中央挽狂澜于既倒，10.6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是一次扭转国运、天下痛饮的政治“大地震”，国人在《祝酒歌》声中送走了刻骨铭心的地震年。

好少人关注，都没乜动力了。

P老乡长

这个P不是“老”之“乡长”，而是“老乡”之“长”。本想给“老乡长”加引号，一是笔者很讨厌题目带标点，除非不得已；二是加了引号也含义不明，干脆不加。是为题注。

P老乡长年龄比我大些，但又不至于称老，叫他老P合适。先认识一下大学时代的老P：中等身材，高额微秃，天庭饱满，两眼有神，脸胖唇薄，热情健谈，喜欢交际。他与我同年入学，在邻校读工科。据说他读书勤奋，但终归不同校，我也没登门拜访过，对他的学业没有发言权，他给我的印象全是在老乡交往上。

入学前我在公社放影队做事，与老P有过一面之交。老P有个堂兄，当时在我们公社某单位工作。入学前夕老P来探望堂兄，得知我也上大学，便和堂兄来电影队找我。谈笑间得知老P也当过兵，是兵三分亲，同上大学更亲，同赶广州上大学亲上加亲。他一见如故，热情似火，伸手可灼，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临走时相约广州见。

入学后不久，不记得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星期天，上午八点多，我还赖在床上睡懒觉，窗外有人叫我，。是老P如约来找我。只见他灰裤白衫，装束整齐，腰板挺直，容光焕发，左肩挂着军用挎包，左手拇指齐胸顶着挎包带，雄赳赳气昂昂，仿佛还在部队出操。这是1974年9月，我入学后在广州第一次见到的老P。以后三年如一日，他始终保持这个标准的“公交形象”，活跃在我和其他老乡面前。

他带来广州各高校老乡的信息，并要我一起去找本校老乡共叙乡情，拉开他在师院老乡中“公关”的序幕。有入学前那一面之交的“人和”在先，又得我俩学校相邻的“地利”之便，看来老P刻意提携我当他的助手，可惜我生性愚钝，反应不够热烈，有负他的厚望。大二后我搬到西区，住的是紧靠西门的第一栋宿舍，是他来我们学校的必经之道。他一般先来找我，再一起去找其他同学聊天，有时一起到第一军医大去看电影。多数是星期天，有时是晚上，他的身影会出现在西门校道上，有时上到二楼我的宿舍，有时在楼下对着窗口呼我。到后来每当此时，我的同舍就会叫我：“老丁，乡长视察来了！”

“乡长”大概是那次大型聚会后叫开的。

那时在广州各高校读书的信宜老乡约有百人，因为没有同乡会之类的社团，大家各读各的书，来时不大来往，相互认识的少，不同届不同校的老乡往来认识尤少。自从出现了老P，局面大为改观，老乡来往多了，相互认识多了，但毕竟所占比例不多，离老P的要求相关很远。这时老P充分显示了他的领袖风范组织才华，策划组织一次大型老乡聚会，地点就在我们师院，因为学校位置适中，老乡也多，那时的通讯手段落后，学生宿舍没有电话，真难为了老P。他不厌其烦地一间一间学校跑，通知时间地点，动员大家参加。那天还真来了四五十人，大家聚首教学楼前空地，气氛热烈，盛况空前。最后老P还组织了合影，可惜我保存的那张相片不知放置何处，如今已找不到。美中不足是限于经济能力，没有组织聚餐，但已是一次成功的聚会。记得就是那次聚会上，不知是谁开的头，大家口头“委任”他为“老乡长”，后来简约为“乡长”。这项“任命”形式是戏称，内容却不无尊重，包含了老乡的们对老P辛勤策划精心组织付出劳动的承认。

老P有句口头禅：“一个老乡胜过十只公章”。不是他的版权，是社会现实的写照，他经常挂在嘴边。这还是当时的“老乡价值观”，八十年代以后“老乡”的升值，一个老乡远不止十只公章。在老P看来，“老乡”是一种资源，不加利用是一种浪费。老乡们都看好“乡长”，希望他“合理配置资源”，成为一只“绩优股”，带着我们这些“臣民”升升值。

毕业后，老P先是分配到一家国营中型企业，厂址就在本县。后因解决两地分居，很快调往爱人所在地，一度与他失去联系。九十年代中期后，我换岗从事个体私营经济管理，他回信宜与我续上联系。我也曾去探访过他，得知他进了行政机关，但至今还是老兵一个，仕途从未与他有缘，以他的年龄计，也不会再有仕途“发迹”的机会。也许是离开了本乡本土，“老乡”资源匮乏的缘故吧。

仕途无缘，老P的时间精力便投放到第二职业。但只知他当“周末工程师”，是否真正当过老板不得而知。据他说他在一些厂是有过股份的，是以技术入的股，但商场如战场，最终被人“过河拆桥”挤出了厂。他多次说想回信宜办些实业，向我咨询一些行业和市场情况，譬如某行业已办有几间厂，某产品信宜有无销路，价格走向如何等等。“乡长”大人发话，我等臣民敢有不从？别说“乡长”有求，任谁来信宜投资，我都唯有提供热情服务。他的投资意向很广，考察项目很多，每个项目的市场分析都很乐观。我除了提供行业信息，还曾按他的要求，积极为他牵线搭桥，寻找合作伙伴，甚至陪他跑过项目选址，遗憾的是未听说他办成过哪家厂。

对“乡长”的盲从，“上当”不限于办企业，那次他叫我给他借只“辘栏”，是那种供婴儿坐的农村老古董，现在已很少见到。我拜托了许多亲朋戚友，又动员同事拜托亲朋戚友，千方百计给他搜索寻找，最后由本科室的杨姨从她一个乡下亲戚处借了来。我不由得兴冲冲地向他报告完成任务，大概当时还盼望“乡长”来句表扬。但他在电话那头只说了三个字，你猜他怎么说？——不要了。

嗨，这“老乡长”是否也有点“官僚”呢？

最后的“晚餐”

从我入学开始，父亲就用俗话训导我：毋睇你担箱亦睇你担笼，把字写好点！无奈我天分不足，脑愚手拙，习字又缺乏指导，关键是自己缺少毅力，字一直写得不好。偶然翻捡出年少时的笔迹，自己也感到脸红。

大学读了中文，修过几节书法课，我的字仍然长进不大。

眨眼到了1977年5月，快要毕业了。主要的课程学完，同学们就显得懒散，书也不想再看。那时毕业分配“后门风”还不烈，一般是“哪来那去”，但也有工作需要留校留城的，就是“那去”到底去哪也有天壤之别，跑跑关系探探路子，至少出去探亲访友，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几个没关系没路子也无多少亲友需探访的，晚上就窝在宿舍里瞎吹乱侃。

学校在广州石牌，那时还是近郊。读大学快三年，我很少进市区。就要毕业离校，得去领略一下都市的繁华， 不然一个大学读下来，连广州啥样也没看清，未免太亏了自己，星期天就进城逛了一圈。在北京路书店浏览时，发现一本好贴，柳体《雷锋日记》，那铁笔银钩，劲锋傲骨，使我爱不释手，于是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买下这本字帖来。

回到宿舍，我拿出字帖和徐汉松同学欣赏，看得手痒便当即拿起毛笔，在旧报纸上练了起来。居然来了兴趣，于是和汉松“约法三章”：每晚从九点半开始，至少习字半小时；习字要认真，互相监督，不许偷懒；特殊情况要补课。

汉松和我同组同舍。他是广州人，但上山下乡到了德庆，是从县里直接上的大学，多少带了点“土”味，没有个别城里人的架子，与我们这些农村学生关系很好，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家住在广州河南，平时跟我们一样吃住在学校，周六下午才回家，周日晚上归校。也许是多了上山下乡的磨难，汉松为人豁达，对毕业去向泰然处之，晚上也跟我们窝在宿舍看书吹牛，正好执行“约法三章”。

点横竖钩折撇捺，完全象个小学生，先从基本笔画练起。书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以前没正里八经练过正楷，得先从基础补课。尤其是基本笔画训练，那是很枯燥的重复，没有毅力和耐性真不行。未食三件豆腐就想升仙，我们练了几个晚上就急于临贴，毛笔还不听使唤，每一笔画的起笔、运笔和收笔也未熟练，别说“形似神似”，连笔画也走了样。

一件书法作品好比一座城市，汉字是它的建筑，每栋楼房形态各异，构成楼房的材料是砖块，也就是基本笔画。要打好基础，做好各种型号的砖块，才能建起一栋栋漂亮的楼房，最终构建一座美丽的城市。在建起一批七歪八扭的废品“楼房”后，我和汉松意识到急于求成的危害，于是又回到最初的起点，重新耐下心来，老老实实练笔画。

待到笔从人愿，用笔收放自如，每种笔画都基本熟练运作，才试建一批“楼房”，检验砌上的“砖块”变不变形，变形的话再返工炼“砖”。确信基本不变形，才正式临贴，而且每晚先操练一遍基本笔画再行临贴。时间在枯燥的重复中溜走，大经我练了一个月初见成效，自我感觉有了一点柳公权的“风骨”，在自我陶醉中增强信心，增长兴趣。我和汉松时而互相“挑刺”，时而互相“吹捧”，监督鼓励，意在坚持。

毕业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同学们已经开始打包准备离校，我们仍然气定神闲，还在操练书法。从5月中旬开始到8月离校，共两个多月约合操练四十多个小时，这顿大学校园里最后的“晚餐”让我获益匪浅。在毕业前夕的一片浮躁中，我们从书法操练中宁静了心灵，陶冶了情操，锻炼了毅力，也直接提高了文字写作水平，为毕业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正楷是行草的基础，毛笔字是硬笔字的基础。尽管干扰很多，操练的时间不长，效果不尽人意，但练与不练大不一样。现在翻开毕业后任教的第一本教案，与毕业前的笔记相比，发现自己的字有了质的不同。加上后来在实践中不断留心用心，自我前后对比，我的字虽不敢卖靓，却可谓“与时俱进”。

时下流行“包装”，实际上当年这最后的“晚餐”也是“包装”，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出炉前的最后的“包装”。读中文的出作家寥若晨星，练书法的出书法家更凤毛麟角。书法是我们的“国粹”，练习书法除了文化传承外，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是其实用性。还是那句俗话：“毋睇你担箱亦睇你担笼”，不管你肚里“有料”与否，文章内容如何，字写得赏心悦目看不释手，这总归是件好事，尤其是中文系的毕业生。

毕业后的工作都与文字结伴，就是电脑基本取代手书的今天，我也总想把字写得更好些。千般磨砺只为听到一句话：不愧为读中文的。

不错，我一直在看。

《孤帆远影》系列散文之六

桃李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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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我心

●桃李花开

●遍地高手

●孺子可教

●夏日寒意

●小小收获

●遭遇尴尬

●永远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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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我心

一夜无眠。拉着电灯，睁眼看看桌上的小闹钟，时针指向五点一刻。我爬起床，洗了把脸，拉开门走出宿舍，站在门外三角空地，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深深的呵欠，望着喧哗前宁静的校园。

校园里“平原”“山区”各半。我的宿舍在“山区”，半山坡两排平房课室的中间结合部，门前三角空地是课室依山势拐弯留下的。站在空地边上，目光透过高大的尤加利树，越过矮胖的相思树，可以望见校本部四合院的朦胧剪影。这就是信宜中学，本县著名的最高学府。

夜色阑珊，路灯昏昏欲睡。风有点冷，我两手抱肘，走下山坡，踱步校道，兜着校本部转了一圈。天色渐渐放亮，经过北边的操场，见有人开始沿着跑道晨跑。我慢慢踱向宿舍，迎接我生命中全新的一天的开始。

这是1977年9月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我从这一天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心情复杂，终生难忘。

我刚从广东师院（现华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十天前回到信宜，面临着人生最紧要的三岔路口。按说师字号毕业生当教师理所当然，现实却有许多特殊和例外。特别是中文系毕业生，不管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那几届，我的师兄就有许多不当教师的。当初入学时，我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而被分配读师院，领导和同事就是这样安慰我的。回县报到后，许多信息也朴面而来：宣传口、农林口等许多单位想要中文系毕业生。但教育局“寸土不让”，师范生要全部分到教育第一线。甚至说已有红头文件，历届生分到其他线的也要归队，何况应届生！

回到三角空地，我望望室内的闹钟，时间是六点。往日这时天已大亮，今日是阴天，天上有云层，或许是季节推延夜长日短的缘故，反正曙色没往日亮。我站在空地上，凝望着夜色渐隐的近山远峰，心事浩茫。没有参加工作的兴奋，也没有最初为人师的紧张，只有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失落，以及从此如何为人师的彷徨。

文革十年，教师地位坠落历史谷底。曾广泛流传许多反映教师地位低下的笑话，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某领导鼓励教师：好好干，干好了提拔当售货员”。文革虽以“四人帮”倒台而宣告结束，但百废待兴，教育尤甚，教师地位的提高需要时间。在我来说这倒是其次，主要是考虑自己的特长和个性。在部队和公社我都搞过文字材料，经过中文专业学习，我的特长和爱好得以强化，相信自己是个胜任的秘书资料员；我也曾经代过课，自我评价脾气耿直缺乏耐心，个性不适宜当教师，容易误人子弟。我希望不用先当教师，死拼活拼盼“提拔”，而是一毕业就当“售货员”，何况有单位虚位以待。但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售货员”不是随便能当的，毕业分配何去何从，只能交给命运安排。

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几个同学住在一个小旅馆，每天无聊打发时间。好象谁也没有出去活动，大家无奈地蔫在房间里，偶尔出去打探消息，得知档案已转到教局后，连消息也懒得打听，全部“坐以待毙”。

宣布分配结果，命运待我不薄，同学中只有我留在县城，不用到边远山区。大家表示祝贺，我却对命运的关照反映麻木，没能从中获得喜悦。办理分配手续，报到，安家，备课，准备开学，几乎全在混沌麻木中进行。这些天，我有一种灵魂游离躯体在空中不着地的感觉。

时间过了六点半，远山已有阳光染黄了山顶，一些早到的学生已经回校。我呼唤自己的灵魂：回来吧！回到现实的地面，不管怎样的不如意，你也要完成两个高二毕业班的语文教学，还要兼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从今天开始，你将走上讲坛，面对一百二十多名学生！

一个小时后，我拿起教本备课本走向教室。简短的开场白后，我开始讲授第一课：《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摆脱这种失落和彷徨的折磨，我经历了漫长的日日夜夜。那段时间，我过得苦闷消沉，对自己的人生已产生无可弥补的负面影响。若干年后，我得以调离教育线，从事我自认为特长的文字工作，然而当初那种热度却降了温，回首往事一切都似乎微不足道。人生有得有失，得失相成，祸福相倚，还是乐观随缘好——当我明白这个道理，已仿若隔世。

“不惑”之年写“彷徨”，我没能忘却初为人师那段心路历程。

桃李花开

“学校出了个‘白鞋党’，你班有四个人参加！”

那年春暖花开时节，对越自卫还击打得正火，一天上午第二节课后，我和几位老师在学校教导处看报纸，关注战局发展，讨论得正热闹，分管政工的学校领导把我找去，讲了这个比战争对我更具震撼力的问题。

我有点发呆，感觉像听一个惊险的反特故事：“白鞋党”？我班居然有人参加？领导说，下午你把她们找来，由我跟她们谈，具体情况你就不用过问了。

谢天谢地！领导态度严肃，听口气像是反革命集团案，案情严重得很，我等百姓不便多问，也不想介入其中，更不想在自己的学生中亲手抓什么“白鞋党”。

这是我到信宜中学任教的第二届学生。这年学校正进行学制改革，由文革期间延续的中学四年制向六年制过渡。我任教的初三级是初二毕业高一录取后剩下的“箩底橙”，他们基础差，比较调皮，个别的操行差，时不时会闹出点乱子来。但还未成年，说他们参加反革命集团，打死我也不信！

领导点出的四个“白鞋党员”，是我班四个平时要好的女生，小T小L小H才15岁，最小的小K刚过14岁。她们成绩是差些，课堂纪律不好，平时无心向学，但并不是全班表现最差的。她们都家住县城，父母是干部职工，家庭条件比较好，又都是掌上明珠，平时穿着打扮就好些。顾名思义，“白鞋党”大概以穿着白鞋为标志，TLHK平时是否穿着白鞋，我这班主任还没细心留意到这一层。

那天我从校本部回宿舍，特地转到隔壁课室观察了一下。她们确实穿着白色运动鞋，而且只有她们四个，其他同学几乎没有穿白鞋的。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难道真有个“白鞋党”不成?想不想又否定了。她们家庭相似脾气相投，平时结伴出入应该能够理解；那时能穿上运动鞋的学生不是很多，以此显示她们的与众不同我也相信，说她们组成或参加一个什么党，是否有点神经过敏小题大做危言耸听？

下午最后一节是活动课，我把她们带到校本部交给领导，然后去组织课外活动。放学后我去校本部想领人，那里已是人去楼空。估计是没有“结案”，领导不便通报，谈话内容不得而知，“案情”更是云遮雾罩。

说不想介入有点自欺欺人，毕竟是自己班的学生，我不可能没有关系而完全置之度外。以领导的“文革遗风”抓阶级斗争，我怕真的抓出个“大案要案”来，譬如她们想不开上吊跳江什么的，好运我这班主任就关系大了。我有点忐忑不安，晚饭后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昐着早点上晚自习。

我过虑了。晚自习我内紧内松，表面像往常一样巡班辅导，眼睛却不时关注TLHK，结论是基本正常。她们都在各大自座位上做功课，TL做数学，HK做语文，小K还问了我一道语法题。要说不同是比以往乖了些，我想可能是学校领导谈话的缘故吧，于是放心回了趟隔壁的宿舍。

十分钟后我再回课室，刚到课室门口，发现坐第二排中间的小H有点异样，她眼睛看着桌底，桌面放着一叠稿纸，像抄写着什么，见到我便装作漫不经心拿作业本盖上，然后从本子底下抽走那叠稿纸放进桌底。今天我没布置作文，写作文也用不着慌张呀！那边厢，TLK也有连锁反应，侧头看了看小H。联想到刚才巡班，小H老拿眼睛瞟我，当时已发现这个细节，因没太大异常，没引起我注意。现在看来，莫非这“小四人帮”可能真有点名堂？当时我还在心里跟自己开了个玩笑：该不会“阴谋败露”，加紧“武装起义”，也学林彪林立果来份“571工程纪要”吧？我倒来了好奇心，想弄清楚个究竟。

在课室里转了一圈，我大摇大摆地从课室外走廊走过，在课室后门外空地还跟一位老师打招呼，声音足以让课室里听到：“我去校本部，你去不去？”半路上杀了个回马枪，从课室后门轻轻走到小H背后。她正在专注地抄写桌底下的一份什么稿，根本没发现背后的我，连坐在稍后的L的连串咳嗽声也没反应。她快抄满了一页稿纸，上半页用作业本压着，我扫了一眼露出的几行文字，心里一震：手抄本，那本在学生中流传的黄色手抄本！我在毕业实习时就曾经收缴过，那是一本高纯度“精神***”，曾令多少青少年“中毒身亡”！

我迅速拿掉那本作业本，题目立即印证了我的判断。几乎在我伸手的瞬间，小H“嗷”的一声站了起来，把那叠稿纸带掉到地下，倒把我吓了一跳。她疾速捡起稿纸塞进桌底，我把手伸出来：“拿来给我！”她愣了有一秒钟，伸手拿起桌底的手抄本和稿纸，突然向课室门口冲去。冲到室外走廊时，她手里的手抄本和稿纸已成碎片，顺手一扬，满地纸屑！我被弄得目瞪口呆，她连串反应迅雷不及掩耳，太出乎我的意料。

当晚我坐在门前空地，独对星空想了许久许多，决定不向学校领导汇报。她们还是花季少女，要走的路还很漫长，我不想弄得满城风雨，增加她们的一条“罪状”。其实，这样的决定也夹带了私心：学生有事能跑得了班主任吗？我找她们谈了一次话，只是就事论事，告诉她们这种“精神毒品”的危害，谈话没有涉及“白鞋党”问题。

不久后，领导终于向我通报“案情”：“白鞋党”是高中学生搞的，有待进一步调查。还说我班四人不但参加了活动，而且都有绰号，叫“桃李花开”，TLHK按年龄大小顺序，分别叫“小桃”、“小李”、“小花”、“小开”。我找她们了解情况，她们承认确有代号，是闹着好玩的，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党”。后来领导再没提起过此事，“白鞋党”无疾而终，我估计那班高中生也是闹着玩的。

毕业后小T最出名，先因职业当了公众人物，后因婚姻成了新闻人物，听说辞职后当了老板娘；小L女承父业进了通讯行业，前几年偶见一面，日子过得很好；只有小H小K不知行踪，连小L也说不清楚。

屈指算来，她们都已年届不惑或将届不惑，岁月的风霜雨雪不会摧凋花瓣，“桃李花开”还常开不败吧？

遍地高手

又到期末考试时。

那天上午考数学，科任老师监考。是个“老教头”。板寸银发，铁面无情，许多学生都怕他。发完试卷后，李教头便站立讲台，腰板挺直，脸色板正，很难让他让他眨一下眼，任你蚊飞虫走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信宜中学，学校已被定为重点，老师学生却还是文革“遗老遗少”“残渣余孽”，正在大力整顿校风学风，考风位居首整之列。

考风果然已经很正，只听到沙沙的翻卷声，刷刷的答卷声，既无交头接耳，也无偷看旁窥，更未发现夹带纸条，李教头很是满意。十五分钟后，他在试室巡了一圈，又回到讲台上站了一会，确信蚊不飞虫不走，开始放心地向门口踱去。上吊也要喘口气，金刚也会打瞌睡，李教头犯了个烟瘾，他要到走廊上抽上一支烟，也好松驰一下神经。教坛耕耗去几十年，快奔花甲的小老头了，家属又在乡下，除了讲书教学，烟成了他打发孤寂的朋友。平日宿舍放着水烟，口袋里揣着纸烟，随时对付烟瘾，李教头就这点人生嗜好。

就像得了静电感应，在李教头走下讲台踱出门口的那秒钟，全试室的目光刷地投向他的背影，兴奋地行了一个深情的注目礼，就差没有山呼万岁！其实这班孙猴子已经有些按捺不住，甚至在他走下讲台巡视到中后排时，前排个别猴子已经打起手势蠢蠢欲动。看他踱出试室门口，个个都已近不及待，但怕他杀个回马枪，此刻谁也没敢轻举妄动，而是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从裤兜里摸出打火机。

啪！一团烟雾在试室门外袅袅上升，仿佛听到号角看见烽火，大家突然忙碌起来。囚禁了多时的幽灵破笼而出，憋了小半天的潮水管涌而来。张三的嘴巴咬上了李四的耳朵，王五的纸条飞到了马六的手中，何七的试卷跑到了陈八的桌面……试室里已不是蚊飞虫走，而是飞来一团蜜蜂放进一群老鼠，嘤嘤嗡嗡嘶嘶嗦嗦一塌糊涂。当然，这一切都以不影响门外老师抽烟为限，不管暗流如何涌动也不能决堤，必须让老师觉得试室里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这班孙猴子文革中期入学，并无我等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壮举”，但属“北京某小学生”的“师弟师妹”，也高举过反师道尊严的大旗，操练得成绩不好智商不低。文革结束有年，不可以再造老师的反，但对付老师有的是办法，偷卷更是小菜一碟，交头接耳是家常便饭，夹带偷窥是常规武器，手语暗号才是新式导弹，比“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还省事，例如鼻子代表A，嘴巴代表B，耳朵代表C等等，甚至一个眼神一声咳嗽就能让对方心神领会。没有谁去刻意组织训练，全凭心灵感应约定俗成自然流传。比起现代高科技考试作弊，这些手法简直是弱智小儿科，但却是那个年代的“偷卷科学”。也不乏刻苦学习诚信考试者，但他们是森林覆盖下的小草，只能给树木提供营养，提供难题答案，充当智力帮凶，否则就会遭到整个森林的绞杀。“风”，就是这样生成的。

尽管背对试室，李教头还是感到试室里有事。他转身走到窗口往里望了望，试室里却无甚异常。巡看第二个窗口时，里面依旧秩序井然，于是继续抽烟，孙猴子们虽然对李教头研究得比较透，但低估了他在新形势下的责任心，当他没用平时的八至十分钟抽完一支烟，而是丢掉半截纸烟走进试室门口时，一些高手免不了有些惊惶失措。

李教头也看出了端倪。但头耳分离了，嘴巴闭上了，条子收好了，试室安静了，你又奈他何？此时莫说一个李教头，就是一打李教头也对付不了。法不责众，何况要抓现场要有证据，否则他矢口否认当场抵赖反失师道尊严。但不杀只鸡给猴子们看看又不行，他先用严厉的目光打扫了一遍试室，把所有的“鸡手鸭脚”收拾干净，然后慢慢踱到二排三桌的男生Y身边，用手指点点笔盒，示意他把里面的“赃物”拿出来，这是李教头进门后锁定的唯一目标。Y抬头看看老师，估计无法抵赖，乖乖“缴械”投降了事。试室里一阵小骚动，他教头手举“战利品”走上讲台，再次作出了遵守考纪的警告。

试室复归平静，考试继续进行。大家盼望李教头再抽支烟，看样子却无此意。大概吸取了刚才因轻信而失控的教训，只见他反背着双手，瞪圆了双眼，在讲台两边来回踱步，全试室始终在他的目光监控之下。

这届初三有点特殊，这次考试也有点特殊。他们初二已经毕业一次，是高一录取剩下过渡为三年制的首届毕业生，底子和学风都可想而知。因为未实行统招考试，这次考试既是期末考，也是升学考。虽然绝大多数可以读高中，但有读那间学校的问题，平时成绩都不行，考试都想博一博。眼见时间慢慢流逝，考试接近尾声却无机可乘，这可苦了这班孙猴子。胆大的开始铤而走险，屁股坐得不太安分，逐渐露出“鸡手鸭脚”，被李教头一逮就是好几个。

三排中间的女生W频频低头，形迹可疑。李教头欲擒故纵，从一排通道向试室后面巡过去，在后面逗留了一会才迂回到W背后。乍看是W撩起裙子欣赏自己的玉腿，透过一片晃眼白光，隐约可见一双玉腿大有文章！这可是李教头遇到的新难题，他愣了好一会神也不知如何破解。罢罢罢，总不能砍下玉腿捉她偷卷吧。李教头走上前敲敲W的桌子，W不慌不忙放下裙子，看来她是早把天下男教师都研究透了的。

难题还在后头。“最后十五分钟！”李教头一面巡视一面提醒，又是一阵小骚动。此时不“偷”更待何时！如果此前还遮遮掩掩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就有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了。二排倒二桌的女生B绰号“山东马”，挺着发育得有点夸张的曲线，干脆把一张纸摊开到桌面作最后一搏。纸上写满了公式定律例解，待李教头走过去，B却先他一步收了起来，折好后从领口塞进文胸藏起，整个过程脸不改色心不跳，倒把李教头看得耳热心跳！“拿出来！”李教头很是上火。你猜不到B如何应答：“你自己拿嘛！”目瞪口呆的李教头狼狈不堪败下阵来。

一场监考下来，近似虚脱的李教头连说“老夫惭愧”。其实听了李教头的详尽“投诉”，无能为力的我更是惭愧，因为我是这班“高手”的班主任。

●孺子可教

1981年11月的一个周末。晚饭后，我放下所有的工作牵挂，陪着一岁零七个月的儿子疯玩。

小儿刚过周岁时，我买了一套动物游戏卡片，教他边讲话边认卡片。当时纯粹是陪他玩，并未带着什么期望。不想他一个星期便认完，并熟记了三十二张卡片上的动物。不久他的兴趣转移，我也没空再陪他玩，那套卡片便束之高阁。时隔几个月，他还能认得吗？我找出那套卡片考他。可能一段时间没玩，小儿兴致大发，而且卡片上的动物都还认识。当初他能认下来我不觉得奇怪，那是兴趣所致；现在他还能记下来，说明这小家伙还有点记性。这里城不城村不村，孩子没有条件见识实物，卡片上都是“抽象”的动物。我忽发奇想：我再“抽象”一下，将小狗变成“狗”样，你能记住才是好小子。

我决定挑选几张卡片试验一下。选哪几张呢？这些动物名称有浅有深，汉字笔画有少有多，兼而有之深浅结合如何？于是选定三张卡片，当即用毛笔在卡片背面写上动物名称，是“牛”“马”“鹰”三个字。先给他看正面的动物，再教他读背后的汉字，还一笔一划指书给他看，以吸引他的注意力加深印象，当晚他就认下了这三个字。

能不能记住？这可是关键。第二天晚上，我拿出卡片一试，准确无误！

这小东西口齿尚未利索居然能认字？如同发现新大陆，高兴得抱着儿子满屋子转圈。

我似乎摸到了规律：他是整体认字，没有字深字浅的概念。当晚我将全套卡片背面写上汉字，以后每晚以游戏方式温熟教生，不硬灌也不贪多，每晚两三个多则四五个，甚至有意让他处于“饥饿”状态，有时故意读错让他纠正。小儿十二天便认完了全套卡片四十二个汉字，日均三个半。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巩固，我确认小儿认识了这批汉字。

儿子出生正值春暖花开，但却是我的人生“冰川期”。师院毕业到信宜中学任教，我刚走出分配当教师的阴霾，头顶又压上随时被调往边远山区的乌云。信中定为重点后，我等初为人师的“工农兵学员”肯定会另有“工作需要”，结婚生子很大程度上为避免“流放”到山区。结果阴谋得逞，1979年秋我被调往新开办的信宜二中。

乌云散去见阳光。小儿带着我对人生的希望，在八十年代第一春来到人间。他从出生的那天起，就成为我生活的轴心。改革开放已经到来，文革阴影渐渐远去，社会呼唤知识和人才，不再革文化的命，国人开始注意早期教育，及时开启孩子的智慧之门，小儿赶上了好时代。但我初为人父，对早期教育完全陌生，对何时为“早”更加糊涂。小儿的潜能令我顿悟：此时不“早”醒来迟。

买不到现成识字卡片，我找来一批硬纸板，裁剪后贴上白纸，做成卡片底板，开始自制识字卡片。在分批设计上有过斟酌，思路是由近及远，从事物到动作，先具体再抽象，循序渐进，分批巩固，步步为营。

时近年底，自制首批卡片出笼。首晚小儿兴致很高，一鼓作气认了“爸妈哥姐弟妹叔伯”八个字，创了记录。以后每天晚上，父子俩都重复着识字游戏。这批无图识字卡片四十八个字，与那批配图动物卡片相比显失趣味性，能认下来是一个突破。期间小儿兴致有高有低，但仍保持了日均近三个半字的速度，用两周认完了这批卡片。中间穿插些数数叠叠卡片之类的游戏，调整他的兴趣峰谷期。

认完这批卡片第二天晚上，按教学计划进入了复习阶段。完成当晚功课后，我心生疑虑：小儿真的认识了这些字吗？这些都是寸楷毛笔字，变小了、变大了、“行”歪了你还认得吗？我用圆珠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是正楷，他认得毫不犹豫；写了几个行书，还是没能“骗”过他。第二天带着他上街买菜，街上招牌有几个他认过的字，让他找出来也不费周折，而且兴致勃勃。以后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坐老爸单车上街读“招牌”成了保留节目，他从中找到了“学以致用”的乐趣。

满两周岁那天，小儿刚好认完第四批卡片，识字超双百。以后我不再做卡片，一是没时间，二是没必要——可订可买的幼儿读物日渐丰富。小儿有了一定的识字量，《幼儿识字》已不合适，《看图说话》正适其时，再大些是《小猕猴》《小朋友》等幼儿杂志，并开始在纸上涂鸦。至三岁半上幼儿园时，识字约在三百多；四岁开始背唐诗，识字约为五百。

不久我工作调动，后续计划搁浅，留下一段遗憾。虽然当我写下上述文字时，小儿已经如愿上了大学，但如果没有那段父子分离，小儿的早期教育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夏日寒意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尽管我日防夜防，最终还是防不胜防，那天还是出了事。

知了在围墙外的尤加利树上喊热，风儿不知躲到那里乘凉去了，那是个炎炎夏日的中午。吃饭时，才两周岁多的小儿端起汤碗，离开里间的饭厅朝外间的客厅走去。我叫了声“别出去”，没听到应答。他已无师自通学会了打开门口的栅栏门出去玩耍，而走廊外是两米多高无遮无拦的高坎，我实在不放心，于是夹了一箸菜，端起饭碗准备跟出去。

才站起来，就听到隔壁大婶的惊呼声，接着传来小儿的哭声。我的心一下子蹦到了喉咙，将饭碗往桌上一扔，赶紧冲出门外。高坎下的惨景目不忍睹：

高低不平布满碎石的地面，躺着哭声嘶哑血流满面的小儿！隔壁大婶蹲在地上，正小心翼翼地准备抱起小儿。旁边是摔碎的瓷碗，还有大婶喂鸡的糠兜。

纵身跳下高坎，从大婶手里接过小儿凡像接过一只血葫芦，我的心从炎夏掉进了冰窖。怀里的小儿从额上到脖颈殷红一片，血还在汩汩地流，不知摔着哪伪着哪，伤得有多重。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愣了一会神才开始寻找伤口。

“摁住伤口，快送医院！”旁边有人递来一块药棉。整栋宿舍的同事和家属听到了动静，都走到门口看究竟，楼上楼下的走廊站满了人。仔细寻找一番，原来伤在额上。我将药棉摁在伤口上，抱着小儿冲向医院……

时在1982年6月，信宜二中开办第四年，我调进任教第三年，搬进这栋宿舍一年多。

这是栋砖混结构两层宿舍，楼上楼下共十套，我住楼下中间一套。尽管不到五十平方，也没有卫生间，但在当时已算不错。然而宿舍依山而建，楼下走廊外是高坎，仅一米来宽的走廊却没砌栏基，本已匪夷所思；加上那时石油气还没进入寻常百姓家，各家门前都堆满木柴，实际通行宽度才七十公分左右，人行走廊更无安全感。特别是一楼有四个幼儿，都正处在好奇好动的年龄段，身居危机四伏的环境，连成年人出入都要小心翼翼，何况蹒跚学步的幼儿。

整日过得担心吊胆，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有我母亲带着小儿还好，但乡下老家也离不开母亲，母亲回去后我的苦日子才开始。上午小儿先跟他妈去上班，我上完课后赶紧买菜再去接小儿，此后除了小儿睡觉，必须如影随形，不敢丝毫懈怠。我“出台”一系列安全措施：秋去冬来关门闭户；夏日将至在门口做了一道栅栏门；甚至捡来废砖，自己动手在门前砌了一截拦基。但危险却不能完全摒之门外：冬天你总不能不开门；栅栏门装上没两天他就学会了拔插销；自己门前可以砌拦基却砌不完整条走廊。危险像一只老妖怪，在不易被你发现的黑暗角落，瞪圆双眼寻觅着每一条隙缝，随时准备向小儿扑来。这次终于被它逮着机会……

从学校宿舍到医院有一公里多，要经过陡峭的校道和弯曲的村道，过一座大桥走一段街道，路况十分复杂，骑车非但怜惜不了，而且也不安全，唯有抱着小儿猛冲。一路百爪抓心焦灼如焚，既要全速冲刺还得倍加小心，以免过于颠簸加剧小儿痛楚，实际耻是半举着小儿奔跑，累得我双臂麻木双脚灌铅精疲力竭。路程约半，路边有块大石头，我想坐下缓缓劲。一看怀里的小儿，不知何时已经休克！惊得我灵魂出窍。赶紧抱起再跑，跑不动也得跑！赶到急救室门口，一下子瘫坐在长椅上，我也几乎休克。

好在小儿此时已从休克中醒来。经过医生检查，处理了额上伤口，观察了一段时间确信并无大碍。但小儿惊吓过度，身体虚弱，不久后大病一场，那些天唬得我日夜守护，几乎改变信仰去求神拜佛。遭此一劫，元气大伤，小儿历时半年才恢复劫前体重。这是后话。

门前高坎已出过几次事故，只是从路口一头摔下，高度较低，其他小伙伴都没小儿摔得重。境况相似同病相怜，当日从医院回来后，我们几个同事向学校旧话重提：砌上栏基消除安全隐患，不要求砌得漂亮好看，安全实用就行。但被个别领导否斥之为“无理取闹”，不同意砌上栏基。

此后我默默埋头教学，心中却寒意缭绕。那时已有教师陆续出线，我也渐生去意。两年后，我沿着那条狭窄而又无遮无栏的走廊，离开了本已立意为家的学校。

再接再励

●小小收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信宜二中教语文，是我活得最累的年头。在一篇小说里，我曾写过语文老师的职业之苦：“头压两座大山（两班作文），身捆一根绳索（一班班主任）”。其实生活中的我还多了一根绳索：那年头孩子尚小，母亲又回了乡下老家，得身兼保姆，带孩子买菜做家务，昼夜被工作生活两条鞭子轮番抽打，像只停不下来的陀螺。
偏偏县教育局教研室来凑热闹，给我下达一项任务：1982-83年度任教新一届初一，开展单元教学试验。
何谓“单元教学”，谁也说不清。反正是试验，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按自我理解办。教材分单元，无非是将同类或相联系的课文集中编排，让学生从中学习某一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单元的“核”，也就是单元教学的重点。学以致用，单元教学效果最好和最终的检验是写作实践，即将作文水平的提高。根据自己对单元教学的理解，我头脑一热，自讨苦吃，决定自办一份作文小报内径为单元教学试验的“机关报”，辅助和检验作文教学。
“名不正则言不顺”，得有个报名。那几年我订阅巴金主编的《收获》，我想单元教学试验也该有收获，没有大的也会有小的，作文小报就命名为《小收获》。
“办报”可是个系统工程。“报社”在我的宿舍，书桌是“编辑部兼印刷厂”，我这“社长、总编兼厂长”得先搞点“基础设施建设”。找来一块木头，自己雕了一个报头木刻，印好报身后再套印报头；刨平一块木板作油印板，刻好的蜡纸可用图钉固定在木板上，以蕉树皮作油印刮板，如此替代油印机，因为经费来源靠“家庭财政”，只“核准”购买必须的钢板铁笔。蜡纸和纸张则找教导处要，因为说到底这事姓“公”不姓 “私”，没理由再加重“家庭财政”的负担。
稿件质量是报纸的生命。《小收获》的稿件质量更多了一重使命：体现单元教学试验的成败得失。我的试验以多练多写为特色，加大作文分量，由以往两周一文改为一周两文。最初把学生吓得直骂“法西斯”，骂完了作文还得写；习惯了不再骂，一般能在堂上完成，部分上了路的还有点“上瘾”。受不了的倒是我，以往作文全批全改，现在哪怕三头六臂也不行了，只能采取每次一组“轮改法”，其余的不批不改但得看。两班一百三十人每周作文二百六十篇，含每周平均每天近四十篇，不说改，看一遍也够我骂“法西斯”的。但又不能不看，还得真看不能假看。一是检阅是否达到单元教学的目的；二是尊重学生，留下签阅“证据”，有毛病的地方打上标记，让学生自己找出改正以利提高；三是扩大《小收获》“淘金”范围，把每次作文最好的“金子”淘出来。这也是“形象工程”，如果刊用的“含金量”低，也意味着我的“试验田”收获差，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选稿。每次作文在批改、通阅的基础上，粗选一批反复审阅比较，再精选出所用作文，力求选出最好的，不要留下遗珠之憾。
选定稿件后进入编辑程序。限于条件，《小收获》定制八开单面，容量是两到三篇作文，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作必要的修改，每篇附上评语，每期结合单元教学配上某方面的作文知识。为“提高”档次，区别于一般的油印资料，在版面安排上力求像报纸，有时还得做点美术处理。最后是“出版”工序：刻写蜡纸、油印报身、套印报头。这三个工序说起来寥寥数字，做起来十分繁杂，而且没人能帮你，只能是自己包打天下。我身兼保姆，小儿缠身，这些工序只能在他入睡后进行，不然他一定要“帮忙”，只是会越帮越忙。糟糕的是我给他“夜猫子”遗传基因太多，往往夜里十二点过了也不睡，这下苦了我，一熬就是两三点躺不下。开始几期出的是周报，后来实在忙不过来，不得不改成双周报。
《小收获》“发行量”区区百多份，却拥有最忠实的读者。每次作文讲评，当我手捧着新的一期小报走上讲台，课室里总有一阵雀跌，分发到手必然是第一时间阅读，所以我得先安排小半节“读报”再上课。《小收获》刊登了不少好作文精品，其中不少连我这个老师也击案叫绝。或许它不能保证每期每篇都上范文水平，但每期每篇都是最值得看的，因为是身边同学所写，是同一老师布置的同一题目最好的作文，具有最强的可比性可学性。《小收获》最大的收获是刺激了作文积极性，许多同学都以上一次《小收获》为荣。多数人都有点“发表欲”，希望得到他人肯定，更别说是老师认可了。
《小收获》出了二十多期，刊用了六十多篇作文，足可结集出版一本集子了。令人遗憾的是，我留存的样报不知在哪次搬家时全部丢失，只留下那块报头木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