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广东茂名官场最恶质文化：卖官、帮派林立
朱元璋之问：朝杀暮犯为哪般 11月21日，安徽省商务厅长曹勇落马的消息公布，引发当地商务系统的一阵骚动，曹的前任，方西屏也已于3个月前宣布被查。在更早几个月，该省滁州市的两任市委书记韩先聪、江山也纷纷落马。在这个不光彩榜单上的，还有河南四任交通厅长和该省漯河市的三任市委书记，山西太原市的三任市委书记和公安局长…… “由此看来，在当前的反腐态势中，一地或一部门前任、后任领导接连被查的现象屡有发生。一方面说明反腐决心和力度的增大，不再顾忌查案对当地的影响，过去常把原因归结为个人而避谈一地官场生态，终究未治病根；另一方面则说明腐败情况确实严重，一些地方腐败主体集团化现象已然成型。”国家行政学院的一名教授表示。 明太祖朱元璋以重典反腐著称，但他在晚年也曾发出这样一句感慨：“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上述教授称，当下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以期杜绝前腐后继，其实也就是在解决朱元璋之问。 前后任都是极品 “从多年办案经验来看，前腐后继的案子通常会有两个特点，一是常常涉及要害部门，尤其是集中了审批大权的那些，要不就是地方党政‘一把手’。而我们俗称的‘冷衙门’虽也时有案发，但连续贪腐的几率相对较小；二是这些涉事官员身上大多有着鲜明的特点。”西部一名市纪委副书记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遗憾的是，在已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后腐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如漯河市委原书记程三昌与商人暗中勾结，一口气可以卖掉全市90%以上的国有企业，被人起了个外号“程卖光”；杜在新则完成了一个文人到贪官的角色转变，不管能不能办成事，都敢收钱。他的政治形象，也定格于当地干部口中的“杜灾星”。 他进一步解释道，今年第二批中央巡视组提出有些地方“能人腐败”现象严重，在过去查处的前腐后继案件中，“能人”不少。“一般意义上说，也只有‘能人’，才能胜任那些要害职位，所以中央提出加强对要害岗位的监督，是非常必要的。” 细数过来，茂名市委原书记梁毅民是“改革闯将”，身具珠三角发达地区主政经验；太原市委原书记侯伍杰被人称“脑子转得快”，也能做一些实事；湖北监利县委原书记杜在新则身披“文人书记”光环，硬是凭著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在荆岳长江大桥立项上，说服了省市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 廉政瞭望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发现，县委书记前腐后继现象突出。如1999年7月到2009年5月的10年间江苏赣榆县连续3任县委书记被省纪委“两规”，广西武宣县也是连续3任县委书记落马；而县委书记这一层级的“最长接力记录”发生在1997年至2012年的湖北监利县，4任一把手都相继落马。 “有连续两任主要领导落马的单位，通常让干部都不太愿意再去。”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分析，“一是当地关系复杂，没有铁腕很难摆平；二是迷信的人觉得这里时运差，自己去了也压不住。” 据廉政瞭望记者了解，最近几年，西部某市一部门一把手连续落马，在征求意见时，没人愿意去。最后组织上点到该市纪委分管案件多年的副书记前去救火，该副书记欣然领命。 反面的例子也不少。如江苏省盐城市房管局几任局长前腐后继入狱之后，新任局长冯雁军心里也是惴惴不安。据媒体报道，想到前几任如此“倒霉”，冯雁军冥思苦想找到了前任们倒台的“原因”：第一，从楼面向前看，办公楼傍河面桥，“出路”不畅，很不吉利；第二，从楼上向下看，楼前环环相连的花坛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副副手铐，凶相妨主。于是经人指点，他在办公楼前建了16根“镇邪柱”。有了“镇邪柱”，冯雁军放心做官，也放心受贿了，最终也赴了前任的后尘。 一名市纪委办案人员称，他所遇到最奇葩的一种前腐后继是“集体研究，索贿分赃”。一般来说，重大事项坚持集体研究决定，是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但福建漳州市南靖县长塔煤矿前后三任矿长、副矿长、书记等10人，延续了坚持“集体研究”、“集体腐败”，共同商量着怎么收受贿赂，结果导致“集体坐牢”。 “生活环境论” 前不久，舆论热炒某省直机关干部在写格言承诺廉洁时，有人写了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有人就开玩笑说：“不知淤泥们怎么想。” 这本来是一则旧闻，但也可见一些地方的官场生态，暗潮涌动。这也被一些人解读为“生活环境论”，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这些地方窝案频发、风气不正，让其中的为官者步履维艰。 说到复杂的官场生态，当下的茂名自然首当其冲。2009年~2012年，以两任茂名市委书记落马为标志的官场贪腐窝案爆发后，当地官场当时已几近瘫痪。据《新京报》报道，当时一名接近广东省纪委的人士说，很多涉案官员被定义为消极腐败：“作为市委书记的周镇宏和罗荫国收钱，你不送钱行吗？很多人是被裹挟的。” 这种论调的可怕之处，在于给大规模的集体贪腐找了个台阶来下，并且有一种受害者的委屈状。廉政瞭望记者曾多次奔赴茂名采访，感受到当地官场的那种小心翼翼和人心惶惶。 在茂名市纪委提供的一份材料称，在治理干部“贪、混、庸、懒”上，茂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建立干部“干事对账”制度、重点治理“红包”突出问题等，却仍然没能阻止有的干部在贪腐之路上继续前行，包括前来“救火”的市委书记梁毅民。在目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下，一把手对一城、一地的发展举足轻重，甚至一个城市“性格”的形成也与一把手有关，治理沉疴非一时之功，尤其是“换汤不换药”。 “有的职位有一种传递效应，因为前任的腐败，极易形成‘捡样子腐败’、‘链条式腐败’”，前述市纪委副书记表示，“有时在贪官的影响下，下属更会纷纷效仿，并以此来试探新来的官员。如我们曾查处的一个药监系统几任局长腐败案件，后任吸取来了前任因贪腐而落马的的‘教训’，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敛财。” 不可回避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引起“前腐后继”。在一种“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的心理支配下效仿，最终是“拔出萝卜带出泥”。重庆荣昌县电厂前任厂长王某在该厂筹建购买设备中收受贿赂，其后任厂长吴某向其“学习”，在销售电力及发包该厂绿化工程中收受贿赂20余万元，结果二人相继落网。 诚然，腐败环境和风气培养不出清官，但绝非只能随波逐流。在《老子》中有这么一段：“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有人说，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的那句为官格言就是对《老子》中这句话的一种解读——“同流不合污”，这几个字是13年前他到成都挂职前，中组部一位领导送给当年到西部挂职干部的一句告诫。 葛红林在工作中进一步丰富为“不合上级的污、不染同级的污、不沾下级的污”三句话，更获得了“清正廉明”、“干活拼命”的民间评价，也坚守住了底线，破解了上述所谓的生活环境论。用葛红林自己的话来说，关键是要做到“对上不依附，对下不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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