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占了西埔村人口近一半的信宜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盖了不少高楼。 南都记者 陈坤荣 摄  71岁的叶端昌和妻子谢秀英在斗门打拼44年，拥有4栋高七层的自建楼，身后是其中两栋。 南都记者 陈岩 摄  30岁的赖大斌(左)娶了本地户籍的妻子，儿子终于也得以落户。 南都记者 陈岩 摄  7 1岁的卢建英虽然19 8 9年就来到了西埔村，但户口直到2007年才随子女落在本地。 南都记者 陈岩 摄 没人统计过现在在斗门有多少来自茂名信宜市客家人，只有一个含糊的估计“不下5万”，但没有人能轻易否定在斗门近50年的发展过程中信宜客家人所做的贡献，他们从大山中迁徙而来，如工蚁聚集般汇聚起来的力量，贯穿了斗门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历史，也成为斗门发展脉络中的一个样本。 这群新客家人聚居最集中的村落之一是西埔村，3753人的户籍人口中，籍贯茂名信宜市的客家人占了近半数，去掉15%早年来自阳春的人，总数甚至超过了原住民。他们最早是1968年即来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过来的是政府移民，由政府牵头组织而来，留下来的都有了户口，成了本地村民(居民)，八十年代后再来的基本属经济移民，是到斗门种地讨生活的，部分获得了本地人的同等待遇，更多的则住在村里多年，但属外地户籍。同是来自信宜的新客家人，有无斗门户籍生活境况差别逐渐拉大。 合水镇 难再适应的家乡 回到信宜市合水镇三个多月，杨建明15岁的小儿子杨航(化名)还是不能适应老家的生活，他生在斗门，长在斗门，说一口流利的斗门话，他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斗门人，偶尔随父母回老家拜山，他也没想过自己的未来生活会与老家扯上什么关系。不过今年暑假期间，父母告诉他，他得回老家读初三，然后在老家读完高中，至于未来能不能上大学，就看他的“造化”了。杨航此时才明白，原来没有本地户口想读本地高中要学得绝对顶尖才行，像他这样的中等生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而老家的学校却大多向他敞开大门，进去读没任何障碍。 合水镇对在斗门长大的新一代信宜客家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在老一辈的口中，是他们离开已久的家乡。15岁的杨航一口流利的斗门话户籍上却是“信宜人”，而来斗门生活了44年71岁的叶端昌早已真真正正成为斗门人———仍不会讲白话，但这无碍于他表达自己的骄傲———珠海本地户口在刚落脚时就拿到，一个儿子身家数百万，一个生活工作在美国，他凭着个人努力和争气的子女在村里拥有4栋七层楼，全村1500多栋出租楼中客家人建起的比本地人要多很多，亲眼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信宜人到斗门打拼改变了自身命运…… “(这么多年)投奔我们来的有200多人。”叶端昌说，他的老家合水镇清静村原本有600多人，陆陆续续全都来了斗门，都是亲朋好友一个带一个带出来的，清静村如今几乎没有人住了。 叶端昌口中说到离开已久的合水镇，就是杨航难适应却不得不回的故乡。回到信宜市合水镇三个多月，杨航还是不能适应老家的生活。他的爸爸杨建明在与他通电话时感觉到杨航不如以前开朗了，说出的话像是成长了，但又好像在赌气，“埋怨我们没混好呗”，杨建明颇为无奈地说，如果他也像本地人一样有户口，那儿子就不用折腾回老家了，父子分隔两地，想的时候抓心挠肝受不了。如果他也像本地人那样有块宅基地就可以与人合作建楼，出租收益就够他们用了，烦心事也会少很多。不过两者让他选其一，他还是要户口，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吃苦也甜”。 “围海”苦力活拼来户口 叶端昌能一到斗门就获得户口是因为他那个年代。1968年的斗门毫无吸引力而言，地广人稀，务农为主，珠海经济特区成立还是12年后的事，斗门并入特区之列更是42年后的事。不过对于信宜大山里的人来说，斗门的吸引力却是很大的。 时年27岁的叶端昌乘车搭船来到斗门，身边除了老婆谢秀英、三个儿女外，还有1200多同乡，同乡中有的是老师，有的是信用社工作人员，还有粮所的正式职工。叶端昌们的到来一方面是老家建设水库，他们成为政府移民，一方面是他们想要逃离大山，拥有一块广袤的农田。 当时1200多信宜人被分成四个生产队，有的填海，有的在已经填好的土地上种稻子、种甘蔗。 “那时候五福村、东风村全是海。”23日晚上，叶端昌在家中对南都记者说，当时站在新堂村的小山包上，放眼向南望去，白茫茫一大片，不过水不深，填过之后就可以变成良田。 填海是以“围”的形式进行的，先用小船载着土石方在海上围起一大块区域，然后大家就往这个区域里面填倒土石，随着土石的填充，水被挤压了出去，一块土地就造出来了。 “围海”是个苦力活，也是个要命活。叶端昌记得很清楚，他们当时划小船载着土石方，沿着一条水较深的河道行至围内，在围内将土石方卸出，但在河道里发生过多起事故，其中有一次一名20多岁的女青年连人带船都沉到河里，再也没浮上来。 “高州佬”最初1200人留下十来户 叶端昌一行一千多人前期的吃饭问题靠当时的坭湾公社解决，住宿则自己搭建茅草屋，后期挣工分，男的一天10个工分，女的一天8个工分，1个工分抵8分钱，但叶端昌两口子挣的工分只能换来一家人勉强糊口的饭，想要吃菜和盐就要另想办法。菜可以自己种一部分，两口子时不时凌晨3点去割一种易燃的草，三个小时可以割100斤，卖给烧砖厂可以得到1元钱，这才算够用。 苦干了两三年，填出了几块地，大家兴致勃勃地种上稻谷，但刚出苗，一场大风大雨过后，海水就覆盖了整块农田，前功尽弃。 失望情绪迅速蔓延，在老家有退路的全打了退堂鼓，仅剩叶端昌和不到20户人决定坚持。叶端昌坚持的理由是，回老家还是务农，务农却没有地，还不如在斗门再熬一熬。最终，一些人留在了这个经常溃堤的新堂村，叶端昌和另外3户人家则往西走两公里到了西埔村。 西埔村当时有700多人，土地很多，叶端昌们的到来并不会让当地人感觉有什么不妥，不过对于这些外乡讨生活的客家人，讲白话的本地人还是不约而同地将他们称为“高州佬”，因为当时信宜还属于高州管辖，直到1983年划归茂名市辖。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信宜人迁徙而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高州佬”的叫法就基本绝迹了。 1989年杨建明来到斗门，正值“高州佬”这一叫法的最后时期。不少西埔村老人家还记得那一年的一件小事。杨建明气得满脸通红，从地上操起一根棍子就想冲出去，架势还没拉开，人就被同乡拉住了，耳边传来阵阵低声劝说，“算了算了”、“不是大事”、“求财不求气”。眼前三米开外的四个人似乎也没动手的意思，嘴里嘟囔着就走了，时不时还回头，好像怕他追上来。这事发生在1989年秋天，时年21岁的杨建明从茂名信宜老家来斗门不到一年，听到四个本地人在不远处用白话取笑他和几个同乡是“丐儿仔(乞丐)”，于是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回骂了过去，嘴上几次往来落了下风于是就动了气，好在没动起手。 云开大山 人多地少陆续走 “你没见过我们那里的山，你要是看过你会很绝望———该怎么活呀！”今年已经44岁的杨建明说话时充满情绪，他说，老家合水镇杨梅村的山是“山套着山、山绕着山”，房子也都是建在半山上的，土地少得可怜，而且不是平整的一块，所有的地弄得都跟梯田一样，还一平米一平米地分隔开来，组不到一块儿去。信宜山区，地理上主要有两座，一是云开大山；另一座叫云雾山脉。单从名字上看，就知道山之多之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信宜山区人多地少的矛盾愈发突出，而每年春分时节返乡“拜山(祭祖)”的人却带来大量外界的利好信息，出山成了必然选择，一批又一批刚刚进入或正在度过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离开家乡，分散到离家乡不很远的珠三角。 彼时的斗门县依然是农业大县，不过1984年白藤湖农民度假村开业，成为中国第一个农民度假村，珠海和斗门的知名度大涨，加上国内外大量热钱涌入，前途似乎一片大好。杨建明投奔在西埔村种田的表叔，落脚不久，就去了开发更热的三灶，那里大片的建筑工地都需要人，只不过后来建起的楼房在政策紧缩银根之后大多烂尾。 再下一拨大规模的信宜客人“出山”到斗门，时间已到2000年前后。随着伟创力进入斗门，以及斗门在珠三角最后一个撤县变区经济进一步发展，信宜人的迁徙速度明显加快。 信宜人“出山”大部分都会像杨建明这样将子女带在身边，只有在孩子不符合计生要求不能在当地读书，或父母实在无力照顾的情况下才把孩子送回家，不过，有时孩子在身边，父母们的照顾也较为有限。据信宜当地媒体报道，信宜长期外出务工人员有40多万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孩子是留守儿童，寄宿学生近7万人。 “买”户口1989年需3500元 今年71岁的卢建英不是“出山”，而是“离岛”。1972年，信宜爆发严***灾，人财物都损失很大，水灾过后有政府的人来游说，劝大家到海南岛创业生活，说那里土地多，人可以很容易生存。卢建英于是就随丈夫去了海南，在农场割橡胶多年，1989年，他们听说老家的亲戚在斗门过得不错，于是也举家迁来。 与1968年就到斗门的叶端昌等人境遇不同，虽然当时西埔村依然是地广人稀，但卢建英一家分不到地皮，花了4000元买了两百多平米的地，但落户一个人还要交3500元，这笔钱交不起，就一直拖到了2007年，卢建英最后通过随子女落户才拿到当地的户口。 杨建明更差一些，多年来他一直没能买块地皮、办下户口，至今仍是在新青工业区租个小店经营餐饮，他一直想买块100平米的地皮建房，但眼看地价从一两万开始翻着筋斗地涨，如今就算花30万也难买到了，户口则更是水中望月了。 年过五旬的陈娟与妹妹陈娜都住在新堂村，身份却有很大不同。妹妹早20多年前嫁进村，有户口、有分红，村里大小事务也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讨论，而陈娟2008年才在村里建房，除了住在这儿，村里的大小事务基本与她无关。像陈娟亲姐妹这样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外人的情况，在斗门的新堂村、西埔村、狮群村等村并不少见，甚至有的夫妻都是如此。 今年30岁的赖大斌户口一直在老家，几年前他娶了一个有新堂村户口的信宜籍女子，随后出生的儿子户口也落到了本地，一家三口中就他这个“当家的”还是外人。赖大斌说，他已经感觉很庆幸，对于他这样的打工一族来说，如果孩子的户口在老家，不知要经过多少拼搏和努力，才能拿到珠海户口，而有了珠海人的身份，就能享受该有的福利，在升学、求职等方面会增加不少的优势。 户口对44岁的罗可富来说，是永远的痛。上个月31日清晨，他的女儿罗木兰在上学途中发生车祸身亡。罗可富总说，如果她有本地户籍或许也不会遭遇交通事故。罗可富三个孩子多年来读书都是交借读费读的，所读的学校都不算特别好，学生构成也都是以外来工子女为主，如果罗木兰有本地户口就可以到白蕉镇的城东中学读初中，而不用到白藤湖中学，从他们家去往两所学校的距离差不多，但往城东中学走，路上的交通状况要好出很多，不会像湖心路那么复杂。 借读“厉害人”故事激励读书 每到新学期开学，在斗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信宜人冯兰(化名)就十分忙碌，她的亲戚朋友总是会找到她，希望她能帮忙让他们的孩子进到小学、初中里读书，冯兰自己没有什么路子，但她认识在体制内的一些老乡，通过这些老乡的帮助，不少孩子最终都能如愿进入校园。冯兰认为，这是“圈子的力量”。 事实上，成功率高的原因，在于亲戚朋友的要求都不高，能在工业园周边的学校就可以，这个相对容易办，另外，斗门中小学的学位比较充裕，基本可以满足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员的需要，即便近一些的学校满额了，稍远一些的总归会有空余的学位。 信宜人在珠海有个联谊会，在斗门也有个同乡会，同乡会的一位负责人刘立承介绍说，绝大多数信宜人离开家乡，不单只是为了个人发展，更多考虑的是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他们认为斗门的环境怎么样都比老家好，因此自己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杨建明则明显感觉到斗门教育与老家教育的不同，他的小儿子今年回家乡读初三，之前的成绩在斗门一所普通初中里排名中间位置，但在老家却可以排到前几名。不过由于他和孩子都是外地人身份，孩子这么多年交了不少借读费后，也只能返乡去读接下来的高中，早回去早适应，只怕将来高考时成绩比不上在斗门的这些同学。 在斗门的信宜客家人想让孩子在斗门当地接受教育，在于此前有不少的成功案例。比如叶端昌的两个儿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从大学毕业，一个先分配到斗门县供电局工作，后来自己创业有了不菲的身家，一个在斗门教育局工作一段时间，后赴美国工作，早已拿到绿卡。多年来，新堂村、西埔村的信宜人子女都有考入重点大学的，毕业后也都有不错的去向。 在斗门的信宜人中，还有不少人进入了体制内，比如斗门财政局、民政局、文广新局等都有信宜人当过一二把手。而在珠海的信宜人中，也有不少人担任政府"G"、企业主、律师和教授，在信宜的老乡中间，这些人常常被用“很厉害”三个字来形容。 “爹妈都在这里，将来你有本事就到这里来工作。”杨建明说，孩子见识到外面的好，回到老家就会奋力想办法离开，如果孩子能考上大学，毕业后到斗门工作拿到当地户口，也算是“曲线救国”，暂时的分离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团聚。他庆幸自己早年走了出来，否则自己和孩子的眼界永远都是大山。 送女“不生儿子不让拜山” 虽然说起大山这群客家人永远是说艰苦，但是如果不让他们回大山去，他们也受不了。这个回去，说的就是拜山。“没儿子，都不让我回去拜山。”年近五旬的贺伟(化名)说，儿子在信宜客家人眼中分量极重，“你不是客家人你不懂”。 在斗门生活多年，客家人传统“多子多福”的观念却并没有改变，有时为了生一个儿子，甚至将前面的几个女儿送人。 贺伟原本在信宜的一家国企上班，但在25岁那年丢了工作，原因在于他第三个女儿出生了，而他还打算继续生下去，直到“要到下一个儿子为止”。在接连生下5个女儿之后，贺伟终于抱到了儿子，他决定不生了，也决定不回老家，因为斗门好讨生活，老乡多，可收养他女儿的人也多。 贺伟留下大女儿、二女儿和小儿子，中间的三个女儿都送了信宜老乡，对方居住在金湾的红旗镇、高栏港的平沙镇和斗门的一个村，他们的家中有的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有的一个孩子都没有。贺伟与对方家庭约定，等孩子成年后，告诉孩子她们真正的父母是谁，孩子可继续在养父母那里生活，也可以回到亲生父母这里，反正到时孩子也长大了，该离开家去工作了。老乡们都很守规矩，三个送出去的女儿在18岁之后都知道贺伟才是她们的亲生父亲，时不时也会来探望他们一家，但生活重心还是在养父母那里。 与贺伟类似的，还有50岁出头的刘畅(化名)，她生下4个女儿1个儿子，大女儿和小儿子留在身边，剩下的全部送老乡，送出去的女儿如今均年满18岁，都知道刘畅是自己亲妈，她们放暑假时有时会一同来到斗门，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一个都不少。有一个女儿大专毕业后，不愿跟养父母在老家生活，于是来到新青工业园打工，平时就住在刘畅家，有自己的专属房间。 在斗门信宜人这个群体中，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几乎每一个信宜人通过层层叠叠的关系都能找到几个这样的亲戚。在信宜人中间近几年还流传着一个药方，据称可保证生男孩，有几个买了的，人们传说事后验证还真有效。 未来“奢望”放开户口 新堂村书记林智仔说，全村2500多常住人口中有40%是信宜人。信宜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过来的是政府移民，由政府牵头组织而来，不过有不少人吃不了苦离开了，留下来的都有了户口，成了本村村民，八十年代后再来的基本属经济移民，是到新堂村种地讨生活的，部分获得了本地人的同等待遇，更多的则住在村里多年，但是外地户籍。在村里的大小事务中，有本地户籍的信宜人有一定的话事权，也选举出他们认可的信宜人当村干部，说他们是村里的主人并不为过，对于非本村户籍的信宜人，由于有信宜籍的村干部在，也可以保证他们的利益不受侵害。 西埔村户籍人口3753人，信宜人占了45%，阳春人占15%，剩下的才是本地人。在鲍国洪连任三届村书记之前，村书记的位置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信宜人担任。鲍国洪说，数十年来村民相处融洽，早没了什么地域之分，特别最近十多年来外来工大量涌入，地域的偏见更是不复存在。不过，在信宜人中间，由于户口差异，在享受村里的福利待遇方面还是有较大的差别。 生长于斯，身份却是外地人，大量信宜客家人的后代难以找到身份的认同，他们最期待的，或许是平等对待。 闲来无事想起儿子，杨建明就安慰自己，最起码儿子还在斗门呆了十几年，他的不少老乡把孩子常年丢在老家，只在寒暑假时才接过来，儿子相对来说算是幸福的了，但幸福之后的代价是儿子前后生活的大幅割裂。 好的消息或许会慢慢来临，眼下媒体上各种关于户口放开、移民平等的话题持续发酵。如果真的能实现，那么生活在珠海这座移民城市的所有外来人员只要自己有意愿，就可以摆脱外来人的身份，成为彼此平等、享受同等待遇的珠海人。 种种“利好远景”，杨建明也有所听闻。对于这美好的愿景，杨建明说，他“不敢想”。 婚嫁故事 嫁女要嫁自己人嫁外人要用“放大镜” 在斗门的信宜客家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一般会优先考虑同一族群的人，实在没有合适的就看机缘了，有时也会带回一个外省的对象，而长辈则会拿放大镜细细审视。 赖大斌今年30岁，今年3月刚刚成为爸爸，他的相亲过程可说是客家人中比较正统的。 先是赖大斌的亲戚打电话给他，说有个老家的女孩名叫许东兰，从小在新堂村长大，已经有了本地户口，家里还起了楼，总体条件还不错。几乎同一时间，许东兰家的亲戚也上门，介绍赖大斌的情况，说小伙子是老家出来打工的，在公司里开大货车，人很踏实肯干，来珠海已经好几年。接着，在两人都认识的一个亲戚家，两人见面，就是一屋子坐下聊天，两人没有太多直接语言交流，但都在彼此默默观察。散后，两人各自接到亲戚的电话，谈“观后感”，如果彼此有意，就自行接触，时候差不多了就摆酒成亲。 赖大斌就这样按部就班地成了家，孩子出生后，落在了妻子的户口上，过些年，如果有政策，他也可以把自己的户口从老家迁过来。 30岁的蔡胜光娶的是广西老婆，两人是在打工时结识，感情很好，父母虽然之前有意让他找一个客家女孩，但看两人感情好又很登对，也就赞同了这门婚事。一家人住在西埔村里自建的七层楼里，过得其乐融融。 8年前，20岁出头的唐煜(化名)结识了一名在校大学生，东北人，两人的恋爱关系不被家人看好，家人积极帮她介绍其他男朋友，但都没成功。好在大学生毕业之后来到珠海，在一家不错的单位工作，两人才顺利结婚。唐煜说，她的父母一直在用放大镜观察当时还是她男朋友的老公，发现其除了抽点烟、喝点酒外，没特别大的问题，待人挺有礼貌，收入也还不错，才改为赞同了这门婚事。 |
